道光执政后期，政治经济诸多方面都有所起色。
这段时间地方官报喜不报忧，道光帝的心情也逐渐好转，他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宁、祥和的时光。
一方面，两广总督徐广缙“圆满”地解决了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内居住的风波，使他感到曾经痛心疾首的“夷务”也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道光帝获得了一个大财源——海关税收。作为一个大陆民族和农业国家的君主，他本来没有对此寄予厚望。
令道光帝没想到的是，海关税收不但稳定，而且逐年上升，再加上精打细算，他勉强度过了19世纪40年代的财政难关，并且又攒下了近二百万两白银，这在康乾盛世时期不值一提，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道光派重兵不分昼夜，严加看守，他知道，千万不能再让库兵给偷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大清王朝这条千疮百孔的破船即将驶进形势更加严峻的激流险滩，遭遇那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骤雨、惊涛骇浪。
道光二十九年(公历1849年)，葡萄牙强占了澳门，这是继割让香港之后，又一件损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事，地方官未敢上报。此时，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在广西已经拥兵数万，正蓄势待发，地方官不屑一顾，也未向他报告。同时，受挫于广州入城事件的英国人正秘密谋划着新的侵华计划，这个时候，各地官员报喜不报忧，大清整个统治蓝图被粉饰了。大清的统治者道光落了个心静，自然也就被蒙在了鼓里。总之，从上到下，一片麻木，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缺乏应有的敏感。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公历1850年1月23日)午后，皇太后去世了，终年74岁。《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帝“哀恸号呼，擗踊无数……哭无停声，水浆不御，王大臣等伏地环跪，恳上节哀，上悲痛不能自已，左右皆弗忍仰视”。
所谓“擗踊”就是顿足捶胸。道光帝哭得呼天抢地，顿足捶胸，一连几天别说吃饭，连水都不喝。这可吓坏了臣子，毕竟道光帝年近古稀，怕他再有个三长两短。王公大臣、皇子、嫔妃纷纷下跪，哀求道光帝国事为重，保重龙体。
此时的道光帝已经68岁了，他白天以一国之君的身份操持大丧，晚上以孝子身份结庐守孝——在灵堂旁边铺设草苫，席地而寝。这时北方严冬，滴水成冰，大殿里冷得像个冰窖，年近七十的老人哪里受得了这份儿罪，大家苦苦哀求请他回宫，均被拒绝。由于劳累、受寒，再加上营养不良(国丧期间每天只能食薄粥)，道光帝病倒了。
十二月二十一，道光帝决定将皇太后灵柩停放在圆明园。移灵的这天，一身孝服的道光帝抱病步送灵柩出城，然后骑马赶往圆明园，在园门外跪迎。皇太后梓宫被安置在圆明园绮春园迎晖殿，道光帝又令人在慎德堂铺上白毡、灯草褥，在里面守孝。
就在这哀戚之中，道光迎来了他在位三十年的新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已经69岁了，在人均寿命35岁的清朝，这应该是高寿了。
皇太后灵柩的终点是易县的清西陵。正月初五，道光帝终于答应了大臣们的一再请求，决定放弃亲自将皇太后灵柩送到西陵的计划。此时的他卧在灯草褥子上，病得已经爬不起来了，只能有气无力地哀泣着。
正月十一，道光在上年江苏江宁(今南京市)等地遭受水灾情况的奏折后批示：暂停征收灾区赋税。这是他三十年治国，处理的最后一件政事。
道光帝本来就有小恙，至此已经演变成肺病，由于年事已高，抵抗力下降，迅速恶化，终于不治。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公历是1850年2月25日，道光王朝的大幕很落寞地落下了。
这天中午，道光帝逝世于圆明园的慎德堂，终年69岁。《清史稿》称“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距太后的死仅一月有余，可以说他直接死于这场丧事。臣子们嚎哭着脱下了道光帝的一身重孝，为他换上皇帝的寿衣。
在道光帝逝世的前六个小时，他宣布了大清王朝新一代君主的人选。
此时的道光帝已经不能说话，但由于回光返照，神志还算清醒，而且按照清朝的秘密立储方法，他早在五年前完成，此时需要的仅是揭晓谜底而已。
早晨六点钟的圆明园还笼罩在黑暗之中，但慎德堂中却是灯火辉煌，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近支亲贵、所有皇子当着生命垂危的道光帝的面，准备公启鐍匣，领受立储谕旨。
太监捧来了鐍匣，这是一个长宽厚为32××厘米的楠木匣子，无锁，上贴封条，封条上写着“道光二十六年立秋”八个字。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奉旨在众目睽睽之下撕开封条，打开鐍匣，发现里面有两道用朱笔写成的十分简练的密旨，其中一道密旨汉字旁注有满文。于是，他拿起这道密旨高声宣读：“皇六子奕訢”，现场鸦雀无声，文庆接着念道：“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随即宣布了第二道密旨：“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
奕詝磕头大哭，群臣也纷纷下跪表态拥护新君。生离死别之时，所有的恩怨都将烟消云散，所有的感情化作泪珠，尽情地挥洒着。慎德堂屋檐上的乌鸦被惊得拍翅而起，低回盘旋在庭院之中。
道光帝将封奕訢为亲王写入立储谕旨，可见他在选择储位上的为难，这令奕詝尴尬，令奕訢伤感，也给后世史家以无穷的猜想。道光帝之所以这样写，既是对奕訢歉疚之情的表示，更是对爱子的一种保护。
道光帝考虑立储之事是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经过几年考虑，道光二十六年(公历1846年)，他下定主意，密定储位。他共有九子，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凡是皇帝之子，不分嫡庶，均有入承大统的可能。说起来，道光帝选择的余地很大，但若加深究，其结果并非如此。
在道光帝考虑继承人选的时候，长子、次子、三子早已不在人世；第五子又过继给了兄弟；而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尚在襁褓之中，品格、能力、体质诸多方面均无从考察。可供选择者只有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两人。
如果让道光帝在这二子中择一而立，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二人均为庶出(奕詝出生时其母尚不是皇后)，在年龄上仅差一岁，同在上书房读书，各有所长。奕訢的长处是天资聪颖，在兄弟中首屈一指，“就傅日授千言，少读即成诵”，同时他又常习武功，操练刀法，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为此道光帝特赐白虹刀，可见对他器重有加。
总之，奕訢是道光帝的宠儿，与奕詝比较起来，他更受父亲偏爱。可道光帝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奕訢作为继承人呢？
对此，史学界一般常提这段史料：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皇帝校阅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訢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这段史料的意思是道光帝带着诸皇子打猎，奕訢收获最大，奕詝干脆没开弓。面对父皇的询问，奕詝认为春天是鸟兽孕育的季节，他不忍心杀生，否则会改变大自然的平衡与和谐。道光帝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帝王所应说的话，因为帝王大权在握，生杀予夺，无人监督，具有一颗仁慈的心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道光就决定选他做太子。人们认为此计出自奕詝的师傅杜受田。
我感觉这段史料可信度很小，原因主要有下列三条：
1、满族尚武，以射猎多者为能，而且南苑行猎是奉旨行事。奕詝打不着猎物已属无能，不知惭愧，反而指责猎杀是“伤生以干天和”，是不是有指责父皇道光帝之嫌。况且，“伤生以干天和”这话很重，一位皇子岂敢随便说出。
2、清朝在皇子教育时，并非一位老师只教一个皇子，一般是一位老师教所有皇子，无论谁作皇帝，都是自己的学生，做老师的完全没有必要偏袒其中一位皇子，从而承担风险。
3、此事官书不载，档案不记，当事者不言，最早起自野史传闻与附会之言，由此也可判断，可信度极低。
我认为道光帝之所以选择奕詝，原因应该有三：
1、与奕訢相比，奕詝没有大的弱点，而且更加老成持重；
2、在道光帝连丧三子之后，奕詝就是长子，在封建宗法社会中，长子的地位是很高的；
3、奕詝是孝全皇后所生，这位皇后备受道光帝宠爱，又因婆媳关系死得不明不白。孝全皇后死时，奕詝仅仅10岁，立奕詝为皇太子，或许道光有愧对皇后的考虑。
道光帝去世的次日，奕詝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传统史家对咸丰帝的评价在其父祖之上，认为其资质在清代诸帝里可居中流偏上，缺憾是体质薄弱而又纵情声色，因此英年早逝，逝世时年仅31岁。
而奕訢却活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公历1898年)，终年67岁，成为大清王朝最后一位辞世的皇子。此时距道光帝逝世达48年，距咸丰帝逝世达37年。他在咸丰一朝备受冷遇，直到咸丰去世，他利用慈禧与肃顺的矛盾，与慈禧联手发动北京政变，终于以议政王的身份掌握国家政权，一度成为清王朝的“政府首脑”。
其间奕訢重用湘淮军阀，引进西洋长技，使清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同光中兴”。假如道光帝选定奕訢为皇太子，那么他将有可能在位五十年，仅次于康熙和乾隆，这样一来，历史上就没有北京政变、垂帘听政、帝后党争之类的变动及由此而给历史带来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必将改写！
一次“偶然”的抉择而影响到历史进程的“必然”，于此可见深矣！
几天后，咸丰帝颁布《道光遗诏》，这是以道光的名义，对道光30年治国的自我总结，对一生勤政爱民、崇尚节俭、平定西陲等功绩做了渲染，对鸦片战争的失败也作了辩解。
咸丰帝确定道光帝庙号“宣宗”，谥号为“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
道光帝葬于清西陵，陵名为慕陵。
慕陵的选址和建造，颇多波澜，与道光帝严守祖制、崇尚节俭的初衷大相径庭。
按照中国古代帝王营建陵寝的惯例，道光帝在即位以后就着手陵寝的选址工作。清代皇帝陵寝在关内有两处，即清西陵和清东陵。按乾隆帝制定的“父子分葬，选分东西”的祖制，道光帝应该随祖父乾隆帝埋葬在清东陵。
道光初年，庄亲王绵课带队，领着由朝廷重臣、风水先生组成的探陵队伍，浩浩荡荡开赴东陵，几经斟酌，在宝华峪选中了一块“吉壤”。陵寝工程于道光元年冬开工，道光七年(公历1827年)九月竣工，工程造价二百万两白银。
在陵寝的建设过程中，发现此处地下水位较浅，地宫出现渗水问题。众臣对此一筹莫展。此时保险的办法是重新选址，但负责修陵的大臣英和深知一旦前功尽弃，前期大笔投资全部泡汤，而且涉及风水问题与皇家忌讳，道光帝肯定会怪罪下来，不仅逃脱不了干系，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他决定硬着头皮干到底。
英和命令工匠在施工时，采取防水措施，力求蒙过皇帝的验收。陵寝竣工后，道光帝亲临现场验收，可道光帝对工程验收一点不懂，是个十足的门外汉，他看到陵寝气势恢宏，自然也就很感满意了，重赏了主持修陵的各位大臣，并主持了孝穆皇后钮祜禄氏的棺椁迁葬一事。钮祜禄氏是道光帝的原配，死于嘉庆十三年，道光帝即位后，追封为皇后。由于她去世时道光尚未登基，也没有修建陵寝，当时葬于京郊的王佐村，道光即位后才迁葬于此。
道光八年秋，道光帝前往东陵谒陵，拜谒了顺治帝的孝陵、康熙的景陵和爷爷乾隆帝的裕陵后，突发奇想，决定到自己的陵上去看一看。这一看非同小可，原来修陵大臣搞的这个“豆腐渣”工程已经漏洞百出，地宫成了“积水潭”，积水已经漫过了“宝床”(放置棺椁的石台)。“孝穆皇后”的棺木如水中孤舟，下半截泡在水里，霉湿得不成样子。
道光帝赶紧命人将孝穆皇后的棺木从地宫起出，移到陵寝的地面殿宇里安放，然后哭着向死者致歉。回到北京后，道光大骂修陵大臣“丧尽天良”，下旨严办。当年负责选陵址和主持施工的大臣全部被捕下狱，查抄家产。道光帝怒火烧身，本想杀了主持修陵的英和，但被太后苦苦劝住。他虽逃过一死，但跟儿子一起被发配到黑龙江服苦役。
道光帝已经没有在清东陵继续选址的信心，他派人到易县的清西陵选择陵寝之地，最后选定龙泉峪为新的陵址，开工建设。一个人总不能有两处陵寝，英和等人搞的这个“豆腐渣”工程还得拆掉。仅拆除工程就历时两年，拆下的材料除部分用于新陵寝的建造外，大部分因“风水”关系而运出陵区，就地掩埋。后来咸丰帝陵寝修建就利用了这次拆下的部分材料，那时国难当头，已不能讲究了。
道光中叶，新陵寝完工，规模不大，没有方城、明楼、大碑亭、石象牲等建筑。但再次建陵，君臣上下鉴于前次教训，不敢马虎，故工料相当讲究，工程精细程度超过了雍正的泰陵和嘉庆的昌陵，在清西陵中首屈一指。尤其隆恩殿的建筑工艺精巧绝伦，大殿全用硬度极高的金丝楠木构成，不饰油彩，保持原木本色，微风袭来，幽香阵阵，隆恩殿的梁柱、檩枋、藻井、天花板遍雕龙头和游龙，形成“万龙聚会，龙口喷香”的气势，可谓别具一格。
慕陵围墙不挂灰、不涂红；大殿不贴金，不绘彩，本是节俭之意，建成后，典雅肃穆之感出人意料，再配以蓝天白云，远山近水，颇有一种古朴超然的情趣。
总之，道光帝陵寝的一拆一建，花费在清朝诸陵之首，甚至超过了乾隆帝陵寝的造价，这真是对道光帝崇尚节俭纯朴的绝大讽刺。
道光陵寝在西陵的西南角，眺望东北，可见其父嘉庆帝的昌陵和其曾祖父雍正帝的泰陵，为了表达对祖先的崇敬，道光帝有言：“敬瞻东北，永慕无穷”。据此，咸丰帝将陵名确定为“慕陵”。根据道光旨意，由于在位之时，丧师失地，慕陵不建圣德神功碑。此后，咸丰、同治、光绪三帝也均不立此碑。
咸丰二年(公历1852年)春，慕陵地宫最后一次开启，臣子们将道光帝的灵柩安置于宝床之上，点上“长明灯”，轻轻关上了重达数吨的金刚石门……
于是，清朝历史上历时达30年的道光王朝就此永远付诸历史长河的滚滚东流，就时间之长而论，仅次于康熙、乾隆和后来的光绪。但他的是非功过，已深深地刻在千年不遇的大变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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