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抑或设计界，旗袍在很多人看来属中国传统服装的当然代表，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服装传统的代名词。但是，站在21世纪的高处回首中国悠久的服装历史，旗袍真就那么传统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旗袍从流行之初就注定了它是拖着西化影子的中华国粹。深入考察旗袍流行的起源，不但有助于澄清中国的服装及设计史实，亦为中国现代服装设计如何将民族传统与国际流行交融提供一个生动的范例。
一、旗袍风尚的基本特征
所谓“旗袍”，指衣裳连属的一件制服装，同时，它必须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观表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衩的细节布置，单片衣料、衣身连袖的平面裁剪等。尽管有观点认为旗袍包含清代旗装的袍和民国女性的袍，但是通常意义上的旗袍一般是指20世纪民国以后的一种女装式样。而所谓“旗袍风尚”则更多是从装扮行为模式和社会群体角度考虑，其基本特征为：以旗袍为基本品类，在配伍上则具有一件制服装的特点，下身基本不再配穿可能外露的裙或长裤，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风行一时。
二、旗袍风行的起始时间、地点和人群
论及旗袍风尚的起始时间，通常认为在20世纪民国时期，郑逸梅先生即称“原来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国后始御之”。至于具体的年份，以往的研究相对比较含糊。周锡保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均以为旗袍的流行在1921年以后，周氏还以1923年的画报等资料推断所谓旗袍在其时的上海数十人中不过一二。事实上，以当时上海的新闻界对社会现象敏感程度，一种新式样的风行必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1925年5月以前的如《申报》等报纸上很难查到有关于旗袍的文字，而大量资料为旗袍在1925年的出现提供了佐证。在作为旧帝都的北京，也有记载表明旗袍时尚始于1925年。因此，将旗袍流行的起始时间视为1925年当为合理。
至于旗袍风尚的始发地，应在其时对中国服装流行影响最为广泛的上海或北京。尽管旗袍从名称上望文生义应与满族人有必然的联系，而北京的满族人非但在数量远多于上海，还在衣着上保持有本族旗装传统，且两地旗袍风尚的起始时间也较为一致，但是，旗袍在当时是一种新派的时兴，它与满族人旧时的袍在穿法上有诸多不同，但却和西式裙装颇为类似，以上海在中国唯一的时尚中心地位、西风东渐的先得之地以及追求衣着时兴的城市特征而言，1948年屠诗聘先生断言旗袍“开始流行于上海，逐渐流入内地”并非虚妄，而许地山先生早在1935年也曾有过类似论述。
关于旗袍风尚的始发群体，有诸多原始记载和研究结论表明为上海的女学生群体。以当时其“女界领袖”的衣着引领地位和对西化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而论，也只有她们才可能是旗袍最早的主要使用者。
三、旗袍式样的起源分析
关于旗袍的式样起源已经有诸多的研究。很多结论认为民国旗袍是清代旗装中的袍的延续，其主要依据为两者之间形的类似和名的联想，国外也有将其称为“Mandarin Dress”。但是，此类推论很难解读旗袍风尚中弃裙裤而穿袜甚至裸腿的迥异于此前中国传统的装扮特征。事实上，服装历史中很多款式的类似纯属巧合，断言其承袭却又不尽然。在清代，女式旗装袍一般称为衬衣或氅衣,却很少有旗袍之说。尽管沈从文先生在论述雍正四妃子便服时曾谈到其中两件长袍“已经具有后来旗袍规模”，但本意应该是求得对研究主体的形象说明而非指两者之间的因袭必然。张爱玲曾将最早的旗袍解释为1921年女学生对男装袍的款式借用，但少有论证。还有境外研究认为旗袍的起源是汉装、旗装和西方服装的元素结合，却又语焉不详。
作者无意否认旗袍与中国传统服装的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仔细考察旗袍的早期时尚，我们会发现它尽管具有中国传统服装的部分款式特征，但并非清代旗装袍的嫡生，如今被看作国粹的旗袍从风行之初就脱不了西化的胎记。
四、旗袍称谓的由来推断
尽管自清代以来，袍就不是普通汉族女性的日常服装，在上海只有旗人和少数欲以衣装猎奇争艳者穿用，但由于男子的普遍使用，当时的人们对袍并不陌生，而所谓旗袍确实与其在外形上十分类似，将它归类为“袍”也很合理，何况还有男袍女穿之旗袍起源说。同时，因为汉族男性早在清初就改穿满式男装，而旗装中的男、女袍除大小和装饰不同外几乎形出一辙，加上旗袍前身之旗袍马甲也与旗装的袍多有相似之处，由此可以理出旗袍与旗装袍的间接联系。“旗”字则可从“旗袍马甲”中得到解读，“旗袍”称谓甚至还可能是它的直接衍化。非但如此，较先采纳旗袍的又是一个鼓吹男女同权的社会群体，她们不但要通过旗袍摒弃过去妇女上衣下裙两截穿衣的习俗以改变中国女性的弱势群体形象，更想无论在称呼上还是在式样上都取得和男性一样使用袍的权利。而且尽管其时的上海已经较为开放，保守思想仍有相当势力，对西式装扮和新奇时髦虽然见怪不怪，但在流行的推广过程中还是阻力重重。新式、样冠以看似传统的“旗袍”之名以强调中式模糊西化，也许是为体现五族共和及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更可能是期待以此减轻社会的群体压力。
五、旗袍流行的美学解读、消费保证和社会机遇
任何一种式样要成为时尚，必须为大众的美学理念所认可、消费相对便利并包容于一定的社会氛围。风行之始的旗袍是中式表观下的西化穿用，其既有中国服装传统的外观承袭，但又是西风吹拂下的传统变异。时尚美好出乎想象的强大力量，渴望和想往包括服装流行在内的西方文明的社会风气，加上民众重视衣饰的习俗和传统服装制作业的基础，以及北伐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终于成就了旗袍的在中国的全面流行。
对于旗袍时尚的美学解读，尽管有观点认为其在于类似西式审美所嘉许的人体曲线显露，但事实上旗袍风尚仍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的潜意识并构成了具有中国20世纪前期的时代特征的新的衣饰美学观⒂。早期的旗袍依然是传统的平面结构，其连身通袖强调的还是手臂下垂时传统美人的溜肩，腿也只在袍衩间得到意念上的完整；尽管旗袍在胸臀的最大处是合体的，但由于没有横向腰线分割和胸腰省道，腰部虽通过边缝内收但仍具相当的宽松度，在顺畅的廓形下，胸的突显依然较西式服装为弱，而东方人种臂的扁平却被忽略；至于纤腰则是概念想象的必然，身段婀娜者自不必说，即便是腰变粗腹显赘穿上旗袍仍有臆想中的苗条，最多只是使袍在腹前有一个不明显的凸出曲面，反而显出中国传统式的“富态”，这使得旗袍无论二八佳丽或六十年纪均相适相宜。如此构成的旗袍非但中国的女人喜欢它，即便男人也欣赏它，老派人物接纳它是因为其有传统的服装表征和审美意趣，西式因素的融入又迎合了当时所必需的开明 ；新派人物欢迎它则着眼于其中西交融的衣着方式，还具有紧跟西方的流行感和一个完全中国味道的名字。而旗袍对于服饰配伍的中西包容又体现出不同社会群体的审美偏爱。
由于早期旗袍的结构和传统服装脉络相承并不复杂，同时其简练的廓型和局部装饰又对材料具有极大的兼容性，服装制作因人而异相当便利，这使得旗袍的风行在物质上成为可能。旗袍可以到弄堂口胡同旁的裁缝摊或把裁缝请到家里量身而制，如果付不起工钱则干脆自做自穿或请人帮忙，而当时的时装店通常只卖西式服装，至多有一两个柜面承接那些不满意江湖裁缝又不愿自己动手的富家女子的旗袍定做。尽管其时并没有设计师的职业分工，但是具有优秀服装传统的中国女性特别如上海的时尚民众，将其流行主张通过裁缝之手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现代概念中的设计行为。正是由于旗袍的这种泛设计性使旗袍看似大同小异但有着丰富的局部变化，进而造就了旗袍个性充沛的风尚流行。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为旗袍的风行提供了有利时机。北伐革命的隆隆炮声和妇女解放的阵阵口号，成了作为新女性的标志之一的旗袍为社会接纳乃至赞许的最好理由。社会各界特别是商业功利驱使下的纺织厂、服装店等则对旗袍时尚的推波助澜。妇女特别是城市女性的时髦天性也使旗袍加速进入百姓衣装生活。自1927年以后，旗袍的流行逐渐由城市向乡村推广，至20世纪30年代，旗袍已经取代上衣下裙而成为中国女性的主要服装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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