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戴笠死后，章士钊先生题挽联。
以后世观点来看，戴笠在情报界可说是少有的天才，他在无师自通下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但是因为他的立场忠于蒋中正，与上海杜月笙关系良好，因此蒋中正在抗战结束前也将戴笠视为其最重要的亲信之一，在台面上无法解决的事情就必须借由军统之手执行，因此他的行动也就包含了以台面下手段帮蒋中正铲除敌人。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T.L.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做“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外国人很少有人见过他”。
蒋介石与戴笠
戴笠作为一代暗杀王，曾受蒋介石指使暗杀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的挚友杨铨杨杏佛。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即坐落在重庆外的歌乐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而且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1933年6月18日，一辆小轿车刚刚驶入上海法租界的亚尔被培路经陕西南路，突然从旁跳出了四名大汉，持枪急射，汽车司机中弹后夺门而逃，而车中乘客却送院不治气绝身亡，此人就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的挚友杨铨杨杏佛。
如此身份特殊的大人物遇刺，一时间举国哗然，但是最终杨杏佛案无声无息地被掩盖了下去，甚至从未展开破案的调查。追究这一切背后的缘由，那就是因为杨杏佛开罪的是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
说到杨杏佛就必须谈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同盟成立伊始，杨杏佛就出任总干事一职。
其实在此之前，杨杏佛就因为不顾禁令，报道中共苏区的情况，而招致了蒋介石的嫉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杨更是不遗余力到处营救政治犯，做了许多共产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蒋氏眼中的一大祸害。
1933年5月间，杨杏佛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对于此事杨杏佛并未理睬。随后，对于他的刺杀行动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起来了，执行这项行动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秘密组织蓝衣社，而负责人就是有“蒋介石佩剑”之称的戴笠。
在戴笠的布置之下，特务们先是侦察杨杏佛每日的行踪，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的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路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近一两个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段对杨刺杀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不过最终实施地点还是选在了法租界，据说这是蒋介石的授意，因为宋庆龄住宅就在法租界，而“杀杨”的目的就是为了“敬宋”。
作为杨杏佛的朋友，鲁迅就曾经说过，打死杨杏佛，原是对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杨杏佛被刺之时，他的儿子杨小佛是随车同行，枪响之时，杨杏佛随即转身扑到了儿子身上护卫，他身被十余枪，而小佛只有腿部轻伤，对于杨杏佛临难之时的这个行动，鲁迅曾经感慨道“有后代就是有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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