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人体文化，被视为国粹。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直呼为“国术”。至今在港、台和海外部分华人中，仍名之曰“国术”。数千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武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成为我们民族最独特的人体文化的瑰宝。
自卫本能的升华和攻防技术的积累，是武术产生的自然基础。世界上各个民族都产生过自己的武术，但是像中国武术这样传承千载而又丰富多彩，纵观全球，却只有中国一家。武术不只是格斗技术，健身体育，而且影响到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医药保健、戏剧文学、方术宗教等等。酒，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同样深入到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武术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华武术的定义与特性
武术，并不单纯指人们在争斗中简单的击打或自卫动作，挥拳舞棒，有武而无术。中华武术是经过千百年文化陶冶的一种独特的人体文化，它是以中国传统哲理和论理为思想基础，以传统兵学和医学为科学基础，以内外兼修，术道并重为鲜明特点的一项内容极为丰富的运动。它的流派繁多，拳法多姿，但基本表现形式有两种：徒手的和器械的攻防动作。寓攻防于表演中形成武术独特的美学，正如人们所说：技击是武术的“灵魂”。
其实武术的灵魂本质还是“气”。“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武术讲究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气势的获得才是武术的最高追求，这一点与酒所给人的胆气、豪气是一致的。
任何一个拳派都是兼有功法训练、套路演练和格斗方法三种形式。历史上武术曾经是防身卫国，进身入世，修身练性的人生修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所谓“习文备武，君子之业也”。作为体育运动，武术自然具有一般体育项目的共性：即以身体运动为特征，以增强体质为价值。但中华武术又有区别于其他的运动项目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功法、套路、技击技术三位一体。功法或称内功，是套路演练和技击技术的基础。“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这句武林俗谚，生动地说明内功在武术中的地位。技击意识是各派拳法共通的属性，每个动作，即使是简单的起势或收势，都含有制敌自卫的招法。太极拳看似柔缓无力，实际招招式式都有制人的诀窍。正是这种独特的技击意识，使武术与舞蹈、杂技等以表演为特征的套路演练相比，就具有一种独特的欣赏价值和美学特征。不仅如此，功法的严格要求，又使武术较其他运动项目有着独到的养生修身价值，使武术运动员的运动年龄可以长于一切运动项目。
（二）在中华武术界有一句俗谚，即“拳起于《易》，理成于医”。这说明了中华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是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哲学观念，还是儒家的经世思想和伦理观念，无论是医家的辩证思想，还是兵家的审时度势的变化之道，都对中华武术有着深刻的影响。
武术与舞蹈、戏曲、杂技等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武舞”，早在周代就是重要庆典仪式的主要内容，而各种舞蹈中更把武术视为重要的基础功夫，中国戏曲文武并重，杂技中的“飞叉”、“拉弓”、“舞关刀”、“大武术”、“小武术”等节目，也直接来源于武术。
（三）中华武术是中国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拳法套路，同时在各民间的或宗教的节日庆典活动中，都离不开武术。由于以上特点，形成了中华武术与一般体育活动完全不同的文化品格，从而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强调悟性，强调灵感，强调入魔般如痴如醉的投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酒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华武术与酒的结合
人们常说自古诗人皆好酒，其实自古武人也同样好酒，上古的夏育、孟贲、传说中黄帝的大将力牧，以及春秋时代薛炽、养由基等都是好酒的武士。西楚霸王项羽和刘邦的大将樊哙的海量，更是尽人皆知的。武人的好酒，是因酒而表现出他们的豪爽气概和尚武精神，借酒寄托他们的情怀。然而，更重要的是酒还成为他们创造超绝武功的“灵浆。”清代有名的傅家拳的创始人傅青主就是在醉中造拳的。
傅青杰，名山，字青主，别号侨黄。生于一六0七年，卒于一六八四年。山西阳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诗人、学者、画家和爱国志士，同时他还精于武功。据《石膏山志》载：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
年）春，他借子傅眉到天空寺与寺内主持道成法师演示打坐和五禽戏，并传授给当地名士吴成光，接着又传授给寺内和尚。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父子隐居期间，被何世基请至义塾讲学传武，遗留“傅拳”。其拳式动作名称与太极拳相似，又别于太极拳。1985年在武术挖掘整理中，由蔡承烈献出《傅拳谱》手抄本。1988年出版了《傅山拳法》一书，丰富了我国武术宝库。
傅山留下的拳法，已经成为一个流派。而他的武功更是和他的绘画结合在一起。据传：他作画时总在酒酣之后，独处一室，舞练一番，这才乘兴作画。
傅青主在醉中舞拳，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神与物游的境地，然后又将这种人体文化的感悟，形诸笔墨，因而他的画具有一种山雨欲来的肃杀之气和灵动飞扬的韵味，而他的拳法又具有了一种醉态。酒、画和武术，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傅青主在醉中造拳，以醉态入武术，在现代和古代武术中，都有先例可循，“醉八仙”和“醉拳”、“醉剑”就是极重要的武术套路。
醉拳、醉剑，酒与武术的具体结合
“醉拳”是现代表演性武术的重要拳种，又称“醉酒拳”、“醉八仙拳”，其拳术招式和步态如醉者形姿，故名。考其醉意醉形曾借鉴于古代之“醉舞”（见《今壁事类》卷十二）。其醉打技法则吸收了各种拳法的攻打捷要，以柔中有刚，声东击西，顿挫多变为特色。作为成熟的套路传承，大约在明清时代。张孔昭《拳经拳法备要》即载《醉八仙歌》。醉拳由于摸拟醉者形态，把地趟拳中的滚翻技法溶于拳法和腿法。至今其流行地区极广，四川、陕西、山东、河北、北京、上海和江淮一带均有流传。
作为一个独特的富于表演性的拳种，以其不同的风格特色分有三大类：一类重形，多以模拟滑稽可笑的醉态为主；一类重技，在“醉”中发展攻击性技巧，即是三指象杯的动作，亦藏扼喉取睛的杀着；再一类是技、形并重，既有醉态的酷肖，又有技法的凌厉。不管那一类，都要掌握形醉意不醉，步醉心不醉。醉中有拳，拳法似醉，拳法的核心在于一个“醉”字，以醉取势，以醉惑人，以醉进招。其手法有刁、拿、采、扣、劈、点、搂、插等，以刁、点、搂、扣为主;腿法有蹬、弹、勾、挂、缠、踹、撩、踢等，以勾、挂、缠、踢为主;步法有提、落、进、撒、碎击、碾、盖等，以踉跄步（即醉步）为主；眼法有视、瞧、藐、瞟;身法有挨、撞、挤、靠等，这四种身法要浑成有力；跌法分佯跌、硬跌、化险跌三类；练法要求神传意发，心动形随，步碎身活，形神合一。要练到周身“无一处惧打，亦无一处不人”，挨上就着力，出手就制敌;用法讲究眼捷手，快，形醉意清，随机就势，避实就虚，闪摆进身，跌撞发招。
关于醉拳，有一个歌诀：“颠倾吞吐浮不倒，踉跄跌撞翻滚巧。滚进为高滚出妙，随势跌扑人难逃。”这个歌诀对醉拳的特点进行了准确而生动的概括。醉拳中的关键在一个“醉”字，而这种“醉”仅是一种醉态而非真醉，在攻防中，踉踉跄跄，似乎醉得站都站不稳，然而在跌撞翻滚之中，随势进招，使人防不胜防。这就是醉拳的精妙之处。正因为醉拳在形态动作中一副醉态，所以就把地趟拳法一些技巧很自然地溶合进来，以跌扑滚翻动作的运用较多，主要动作有扑虎、栽碑、扑地蹦、金绞剪、盘腿跌、乌龙绞柱、鹊子翻身、鲤鱼打挺、剪腿跌、拔浪子、折腰提、跌叉、窜毛、磕子、小翻、单提等。
醉拳套路有多种：“醉八仙”，以模拟吕洞宾、铁拐李、张果老、韩湘子、汉钟离、曹国舅、何仙姑和蓝采和等八仙道家神化的形姿和武艺为特色，动作名称多以这些人物动作特点创编。如“吕洞宾剑斩黄龙”，“韩湘子横笛”、“张果老倒骑驴”等。“太白醉酒”的套路则是以模拟唐代诗人李白的形姿为主;“武松醉酒”、“燕青醉酒”、“鲁智深醉打山门”等套路，则以《水浒传》英雄命名，自然更显示了醉拳深厚的内涵，使其不同于一般武术拳种。
“武松醉酒”一套，来源于《水浒传》中两段描写武松的文字，一是“景阳岗武松打虎”，一是“快活林武松醉打蒋门神”。前者武松是真醉，后者则是似醉而实醒。就文学家而言，是就《水浒传》的艺术性而加以研究评述，而作为武林人士，却从中受到启发，为丰富拳术套路进行创造。
中国武术是独特的东方人体文化之一种，东方人体文化的核心是身心一元论，要求内外五关俱要相合，外五关即“手、眼、身、步、劲，气内五关即：“精、气、神、力、功”。扶醉上岗打虎的武松，在这一场人兽搏斗中，充分显示了他内外五关的功夫。
醉打描写的艺术魅力
酒与武术技击关系之密切，也可以从艺术描写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例如《水浒传》，几乎是无打不写酒，有酒必写打。为什么?是闲笔么?是点缀么?不是。那么，道理何在呢?在武打中，他们的生命不能不活跃地显示出力量;不能不需要激动，甚至冲动;不能不需要冒失，甚至冒险：不能不需要强烈的动作，强烈的烘托，强烈的渲染，强烈的冲突。于是乎，为了生动地写好这类打斗，施耐庵从“杏花村'，请来了这一令人感奋激发的物质材料一一酒。以武松、鲁智深这样的血性男儿，以武松、鲁智深那样惊心动魄的打，非有酒以壮声色不可！《水浒传》第四回有几句话单说那酒：“常言酒能成事，酒能败事。便是小胆的吃了，也胡乱做了大胆，何况性高的人?”酒能添壮士英雄胆，端的是道破了施公为什么请“酒”的良苦用心。
施耐庵以酒托打，以打写人，提供了读者的心理效应、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的准备。这类在武打中出现的酒，已不是生活琐事了，而是获得了生命，获得了动作性、形象性与幽默性，成了戏剧冲突和好汉们斗争生活的高度艺术概括。从艺术欣赏角度看，醉打之美，美于单纯的打。因为它更加趣味盎然地感性地显示了人的本质力量。上年纪的人也许还记得，旧日酒肆门口常有一副对联，其上联曰“醉里乾坤大”，我说，《水浒》的醉打里面“乾坤”更大。这乾坤，是艺术的乾坤，深入其中，虽不饮那琼液流霞，已使人有悠悠然的醉醺之感了。
首先，有一种勇气感。景阳岗一节不从打虎落笔，偏从喝酒开篇。十五碗酒使人感到武松非凡的气质和英雄的气概，为打虎作了充分的铺垫。所以他在山神庙前看到虎害印信告示时，想到身为好汉，难以转去，乘着酒兴，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岗上，醉打老虎！这就把武松赤手空拳打虎的勇气烘托出来，引起读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心理震荡。“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在“长空飘絮飞绵”的大雪之天，施耐庵大匠运斤，举重若轻，选三、两件道具：“花枪挑了酒葫芦”，来表现“打与醉”。这实在是“力加诗”的境界。这场醉，这场打美极了，浪漫极了，雅极了，也激烈极了。一支花枪，一葫芦酒，一场大火，一挺枪，一把刀，三条仇人性命！虽然，他认清了他脚下的路，他再也不彷徨、犹豫、幻想了，他只有一条路：逼上梁山了！当读者似乎看到他肩头的挑着酒葫芦的花枪，把纷扬大雪、严凝雾气逐渐溶化了时候，不由得不去探索、追求人生价值的深邃哲理。
其次，有一种豪气感。鲁提辖自上五台山净了头发，本来也应“净”了“凡”心;入了空门，本来也应“空”了嫉恶如仇的念头。可是他偏生不安稳，第一次喝了酒，捕入寺院醉打山门，第二次，“吃得口滑”之后，又喝了一桶，一膀子扇了山亭，又打得“那尊金刚从台基上倒撞下来”！是的，面对那黑暗的社会，一串梵珠怎能使他安心，一部佛经怎会让他平静?他指定天宫，叫骂天蓬元帅;踏开地府，要拿催命判官”！他宁可做“裸形赤体醉魔君，放火杀人花和尚”也不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让他“笑挥禅杖”、“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诲臣”去了！在花和尚的豪饮豪打面前，任何自身的渺小和平庸，难道还不应该摆脱，克服和净化么?
以上，便是醉打的一种美的形态，是现实肯定实践的重要形式;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形态，则是一种比较轻松的形式。武松大闹快活林，施公于一路之上，把十二三家酒店串成一根线，让英雄一路饮去，悉心造成了一个引人入胜，大快人心的妙境。在快活林酒店，武松围绕着打酒、尝酒、换酒、闹酒、泼酒、将蒋妾和两个酒保捺入酒缸等一系列恶作剧行为，辛辣地嘲弄了与官府串通一气，不可一世的恶霸势力！最后闹而成打，武松醉拳出手，迫使“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蒋门神在地上连叫“好汉饶我！休说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
更大胆的，作家还把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御酒作为好汉们的醉打时可以任意挪揄、摆弄的对象，“活阎罗倒船偷御酒”写陈太尉责十瓶御酒，“赦罪”丹诏到梁山招安，阮小七与水手们把御酒一饮而尽，换上十瓶水酒，还放水差点淹死太尉！表现了好汉们对投降的否定，间接地显示出对好汉们起义到底的肯定。至于周通醉入销金帐，被喝得八分醉的鲁提辖骑在地上痛打一顿，武松大醉如泥，酒后无德，砍狗入水，醉卧雪塘，被白虎山的孔氏弟兄吊打一顿，则构成了否定型的滑稽，表现了好汉们将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综合地看施公写醉打最大的艺术特色，乃是拳形合一。这点在“醉打蒋门神”中表现尤为突出。宋?欧阳修曾说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也。”武松醉酒之意亦不在醉，在乎打也！表面上看，他“前颠后偃，东倒西歪气但实际是形醉意不醉，步醉心不醉。这一场打以醉为形，武松着实地动了脑筋，施公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其一，他与蒋忠素不相识，他以醉试探蒋忠实力虚实，“武人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样可以胜不露色，败不慌神，进退自如，避免给施恩带来恶果; 其二，他与蒋忠素无冤仇，只有醉闹事，以佯醉来激化矛盾，把醉当作打的引爆线;其三，打的地点是快活林酒店，以醉为由，便于发挥，其四，从书中描写看，武松擅长醉拳。醉系障眼法，用以迷惑对手，实际他只是“带着五七分酒，却装做十分醉的”，跌跌撞撞，飘飘忽忽之中，藏机关杀手，寓攻防技击。果然蒋门神上当了，“先欺他醉，只顾赶将入来”，在难以逆料之中，顷刻之间已被制于未防。
《水浒传》高超的醉打描写，便酒文化与武术文化水乳交融，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民族风格，它不只是现实世界的严肃或轻松的反映，拳形合一的艺术表现，而成为表现故事，塑造人物，显示武功的巧妙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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