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大上海，时尚、浪漫而又混乱不堪。纸醉金迷的世界里，多了这么一个行业，成了当时大上海财政收入的命脉之一。民国舞女的盛行，先是由海外华侨带入，进而在达官显贵当中风靡，也算是当时人们的一大娱乐追求。
声平笙歌，繁华夜市，成为上海滩独具一格的景观。和妓女一样，舞女也分三六九等，通过海选、PK等多种形式评出色艺双全的红舞女，被有钱资本家一捧月薪高达八百多万；低等的黑星、阿桂姐则可怜得很，连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因此，这个产业在当时的上海娱乐业当中，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弹性女孩（英文dancing girl）、蓬拆女孩（蓬恰恰）、火山上的仙子等别称也是流行一时，无人不晓。
舞女这一职业，被越来越多的女性所追崇；卖相不卖身的背后，各种利益关系复杂交替。资本家看中了其中的经济利益，流氓地痞参与其中做包工头，舞女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舞女产业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每年向政府缴纳的贡税都是天文数字，而且还在极其迅速的增长兴旺中。
有人不满意了，中央坚决要杜绝歌舞，以此来缓和当时日益膨胀的内部矛盾，嫁接百姓注意力。可是，上海三千多舞女不答应了，她们早已形成了一个大体系。封掉舞厅，不是把她们逼上生存的绝路吗，何况后面还有众多的乐器表演者等链条呢？禁舞令的愤恨之声充斥整个大上海。
一九四七年的九月，国民党颁布的禁舞令在全国迅速执行，据说当时全国仅剩下青岛两家供盟军娱乐的舞厅在营业了。而严格贯彻这一指示的‘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更是扬言——有我无舞，有舞无我。其实之所以这般下大手笔整顿，王云五的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他的儿子爱上了一位舞女，并坚决要娶为夫人；他的女儿当年更是因为舞女想自杀。想想看，这就难怪王云五‘宁可副院长不做，舞蹈不能不禁’了。
那时候，突然饿着肚子的上海舞女们想着法子声讨，她们联名上书给同样喜欢跳舞的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哪晓得，信是递了上去，结果却泥石入海，杳无音信。
金美虹画像
为求生存，合群体之力反对禁舞令，舞女们建立了“上海市舞女联谊会”，选举金美虹为总干事，孙致敏为副总干事，孟燕、洪小萍、沈丽芳等为委员，设会址于新世界商场楼上。金美虹宣布成立舞女联谊会宗旨：团结全体姐妹及舞业人员，作坚毅之斗争，使政府收回成命。孟燕在发言中吁请各界支持，给舞女一碗饭吃，讲到痛切处，悲从中来，泪流粉面。同是天涯命苦人，全场一片唏嘘之声，连列席的各界代表以及各报记者，也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其实在实施禁令阶段，上海的地方政府要员们并未真正卖命。娱乐业作为上海当时的第二大产业，经济可观的同时，牵扯的利益关系也是相当复杂。这些产业多是特务和流氓所有，都是一些有背景的大老板。为此，社会局长吴开先亲自上南京询探有何缓和措施，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更是以教训口吻警告行政院。然而，蒋介石态度强硬，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这就迫使市社会局长吴开先不得不作出许诺：以抽签形式分批关闭舞厅，第一批先关三分之一小舞厅，舞女、乐师可先去大舞厅暂时糊口，第二、第三批关闭的间隔适当放宽，并由政府提供小本贷款及设摊的方便，使之另谋生计。对于吴开先的许诺，部分舞女认为只能作无可奈何的接受；部分仍坚持政府作根本解决，收回禁舞令。
一九四八年春节临近，吴开先决定于一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在社会局以抽签方式选出第一批关闭的舞厅。舞女联谊会得此消息，立即决定：明日下午二时，在新仙林舞厅集会。其用意是赶在抽签之前，给社会局施加压力，使之兑现先前的许诺。由此，一场震惊国内各地的大游行即将开始。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数千张嘴来到上海市社会局的大门外，高声呼喊：我们要吃饭，政府禁舞我们饿死。吴开先迫于压力，不得不请金美虹等六位舞女代表进行谈判。可是，哪知这一谈就没了音讯，两个小时在寒风中的等待，让数千人的情绪高涨起来。大家拼命地往里靠拢，警察在现场努力维持秩序。然而，当听到人群当中一声惨叫，一舞女的额角有血流了出来，所有的人群开始暴乱。局势一下子没了控制，社会局在短短的一小时内被彻底破坏。玻璃窗全部打碎，办公桌砸得稀巴烂，甚至连桌上文件也全数烧毁。整个社会局都充斥着女人的高声尖叫。平常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舞女，此时个个都像母老虎。
下午五点多，上海警备区派出千名警察前来镇压，当场逮捕了近八百人。事后统计，这次游行共有三十多名舞女和四十多名警察受伤，六十多名请愿者入狱。这一事件很快被当时的国内报纸头版头条报道，各界闻听后纷纷声援舞女和乐师们。南京政府迫于各方面压力，不得不于三月三十一日宣布取消禁舞令。这一仅维持两个月的法令也成为当时百姓对当局的一大笑谈。
这次行动的成功，虽然有背后资本家利益大财团的支持，但舞女们大义凛然的自我保护精神，仍然是旧时中国女性的一次伟大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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