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性服饰的美

　　在宗法文化的背景下，中国古代的服饰有着超越感性需要的伦理追求。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中国的现代服饰渐渐抛弃了这种形而上的负累，转向了科学主义、功能主义的探索。而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后现代服饰又开始了新的反叛，即摆脱了科学主义和功能主义所造成的规范和模式，而有了个性化的、全方位的审美尝试。

　　服饰大致应满足人类三个方面的需要，即调节体温、保护身体的生理需要，区别身份、表达信仰的社会需要，遮蔽弱点、突出个性的审美需要。中国的服饰，都在满足这三方面需求的过程中，获得了各自内在的文明价值。

中国古代女性服饰的美

　　在古代文明尚未建立起来的蒙昧时代，中国的服饰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要为目的的。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服饰的社会需要开始膨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高出了生理的需要，出现了超出使用功能之外的形而上指向。在中国古代的宗法文化背景下，这一指向主要是世俗的伦理纲常。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科学精神取代了宗教和伦理的统治地位。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中国的服饰不约而同地抛弃了形而上的文化诉求，都在自觉地向着人体生理需求回归。但是，这种功能主义的追求又必然地导致了服饰的科学化、模式化、单一化。作为这种现象的反动，中国的后现代服饰在进行着全新的探索。在材料和技法上，中国的后现代服饰在跨越国界、跨越时间的范围内进行着大量的文化吸收，即将古今中西的服饰经验作为自己文化创造的符码和工具，以博采众长的方式加以利用。在价值和内涵上，中国的后现代服饰在进行着没有深度的平面尝试，即不再寻求服饰背后的形而上意蕴，从而将伦理驱除出服饰文化的领地，或采取戏谑和反叛的方式加以消解。在功能和意义上，中国的后现代服饰在进行推陈出新的探寻，它们所要满足的，已不再是单纯的生理需要，也不再是伦理需求，而是个性的张扬和审美的尝试。

　　所谓文明，始于一种深度模式的建造。也就是说，人们不仅要通过“对象化”的行为改造这个世界，而且要赋予物质世界以“人化”的意义。从这意义上讲，服饰是一种符号，它有着“能指”和“所指”的双重意蕴。总的来说，古代的中国人有神秘的宗教追求，也都有世俗的伦理指向。从这意义上讲，他们在服饰背后所赋予的价值常常是交叉的：既有宗教的内涵，又有伦理的意义。中国古代的文化可称之为宗法文化，因而其服饰背后的所指意蕴以伦理为主。

　　在宗法文化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则是通过对不同服饰的等级区分，来调节人和人的关系。

　　《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解释说：“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

　　那么，上衣下裳取象于天地又有什么意义呢？《礼记•乐记》说：“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天尊地卑，决定了君臣之间君尊臣卑的等级关系。这样，从对自然界天在上、地在下的感性认识出发，中国古代赋予天地以尊卑的等级结构，进而又把这一等级结构作为社会等级制度的依据。而上衣下裳的冠服制度，则成了标志和维护这一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所以《周易正义》卷八中王弼注说：“垂衣裳以辨贵贱，乾尊坤卑之义也。”孔颖达疏说：“取诸乾坤者，衣裳辨贵贱，乾坤则上下殊体，故云取诸乾坤也。”按照儒家的理想，只要衣冠服饰各有等级，尊卑贵贱判然有别，帝王只需拱手而立，社会便能秩序井然。在这种宗法文化的背景下，中国古代服饰没有在肯定肉体还是否定肉体间挣扎，而是忽略了人的肉体，遮蔽人的个性，以凸现其昭名分、辨等威、分贵贱，别亲疏的社会特征，致力于把个体编入一个尊卑有序、秩序井然的社会整体之中，从而被纳入“礼治”的范畴，形成了一套全面、系统、细致、繁琐的冠服制度。

    作为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冠服制度在夏、商两代初见端倪，至周代已经较为成熟。这其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服饰形制，是吉服和凶服。吉服和凶服，都被分为五个等级，又称作“五服”。《周礼•春官》载：“小宗伯之职……辨吉凶之五服”。

　　吉服的五服，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隆重的祭祀场合，为区别等级尊卑所穿用的五种服饰。这些服饰的差别，主要在于衣裳上纹样的不同。《尚书•益稷》记载舜对禹说：“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这段话里提到古帝王上衣所绘的六种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和下裳上所绣的六种图案，即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合起来是十二种，这十二种纹样就是后来所谓的“十二章”。东汉郑玄注说：“此十二章为五服，天子备有焉，公自山、龙而下，侯伯自华虫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就是说，只有天子的衣裳上，才可以有十二章纹，公的衣裳上只能用从山、龙以下的章纹，也就是九章，侯伯只能用华虫以下的章纹，也就是七章，子男、卿大夫的章纹依次递减。十二章纹并非单纯审美的装饰图案，而是各有取义，分别代表不同的品格。对此，宋代蔡沈《书经集传》卷一解释说：“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雉，取其文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养也；黼，若斧形，取其断也；黻，为两己相背，取其辩也。”十二章纹既各有其象征意义，其数量依次减少，自然其象征的意义也随之减少，而不同等级的差异，也就由此而生。比如，皇帝穿十二章纹的吉服，公爵只能是九章纹，因为前三章纹，也就是日、月、星辰照临下土的品格，只有天子才能与之相配。由此可见，不同形制的冠服，其差异不仅仅在于图案多少，更在于其背后象征意义的差异及这种差异所昭示的等级秩序，如果违背服制，就是僭越，不仅是对礼仪制度的破坏，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破坏。

　　凶服，又称丧服，是人们在吊唁、守孝活动中根据自己与死者亲疏关系的不同而分别穿用的五种服饰。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服制。根据《仪礼•丧服》，其形制主要为：（一）“斩衰”，用最粗的麻布制成，所谓斩，是指露着衣服边侧的断口，以表示内心悲痛，无心修饰边幅。儿子、未嫁女为父母，诸侯为天子，父为嫡长子，妻为夫，妾为君（家长），公卿、大夫的众臣为其主人等都要服斩衰。斩衰为礼最重，需要服丧三年。（二）“齐衰”，用粗麻布制成，所谓齐，指缝齐衣服边侧。子为母、继母、庶母服齐衰三年。众孙为祖父母，大夫的庶子为其嫡兄弟，已嫁女为其父母，妻子为丈夫的国君，媳妇为公公、婆婆等服齐衰一年。一族中的男女为宗子及宗子的母亲和妻子，为有过厚恩的上司及上司的母亲和妻子，女子为曾祖父母等服齐衰三个月。齐衰为礼，仅次于斩衰。（三）“大功”，用熟麻布制成。父母为夭亡的子女，过继作为他人后嗣者为自己的兄弟，妻子为丈夫的祖父母、伯父母、叔父母等服大功。大功为礼，次于齐衰，服期一般共为九个月。（四）“小功”，用比大功细的熟麻布制成。小功是为外祖父母、子侄及未婚嫁子女为姨母等所服，服期一般五个月、（五）“缌麻”，用缌布制成，可以洗濯使其洁白，但不能加石灰使之爽滑。缌麻是为曾祖父的亲兄弟及其配偶、祖父的堂兄弟及其配偶、父亲的从祖兄弟、外甥、舅舅、妻子的父母等所服。缌麻是为礼最轻的一种丧服，服期一般为三个月。由于丧葬活动是古代最为重要的族群活动，每个人在宗族内的身份和地位，也就在丧服的形制和穿着中彰显出来。从而将每个个体固定到了一个尊卑有序、秩序井然的宗族体系中去。

　　不难看出，吉服的五服，主要体现的是中国古代人与人之间尊卑等级的社会差异；而丧服的五服，主要处理的则是中国古代人与人之间亲疏远近的血缘关系。这两种服制，构成了中国古代“礼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将每一个穿着服装的文明人编织到纵横交错的社会——人际网络之中。
   
　　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真可谓是“衣冠王国”了。由周朝建立的这套以吉服和凶服为核心的服饰制度已经相当完备，以后各代更是踵事增华，日益繁琐。除了依靠章纹数量来区别等级高低、依靠材料的粗细来区别亲疏远近之外，后来的冠服等级还靠衣裳、冠冕的颜色及形制，佩饰的有无、数量、颜色及形制等来加以规定。如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曾诏令规定了不同等级的服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到了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又规定“始一切不许着黄”，从此黄色成为唯帝王专用的颜色，直到清朝灭亡。除了颜色的规定之外，唐代还增加了佩挂鱼袋的制度，三品以上官员佩金鱼袋，四品、五品官员，则佩带银鱼袋。明代为区别官员等级，又增加了一项新的标志，即补子。补子又称补褂，是缀在官服的前胸和后背上用金线彩丝绣成的图象徽识。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以后，“定职官常服用补子：公、侯、驸马、伯，用麒麟、白泽。文官一品用仙鹤，二品用锦鸡，三品用孔雀，四品用云雁，五品用白鹇，六品用鹭鸶……武官一品二品用狮子，三品四品用虎豹，五品用熊罴，六品七品用彪……”总之，冠服制度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完备日益走向繁杂，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清王朝的灭亡。

　　《大戴礼记•劝学》说：“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明确地将“饰”与“礼”联系起来。这样一来，穿衣戴帽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礼记•丧服四制》说：“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4具体到服饰上，“体天地”，就是要使服饰衣、裳分开，以体现天尊地卑的关系。据说萌生于周代、成熟于战国的深衣，乃是一件披在身上的长衣，但为了不违背“上衣下裳”的古制，在剪裁时要将上衣和下裳分开来裁，然后再缝成长衣。“法四时”，就是要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改变服装的款式与颜色，像《礼记•月令》中所记载的帝王服色那样，春“衣青衣，服仓玉”；夏“衣朱衣，服赤玉”；夏秋之间“衣黄衣，服黄玉”；秋“衣白衣，服白玉”；冬则“衣黑衣，服玄玉”。“则阴阳”，就是要根据婚丧嫁娶等不同场合穿着“吉服”与“凶服”等不同装束。“顺人情”，则是要根据喜怒哀乐等不同情绪穿着不同色彩、不同款式的服装……。凡此种种，就使得中国古代的冠服制度，在儒家思想结合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获得了一个天人感应的宇宙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