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一生，留在历史上的，固然是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两件大事，可令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女人缘，尤其是和知识女性的缘分。
他自己对此也颇为自得，说过“平生无缺憾，惟一好女人”的话，大话也好，趣话也好，都证明这人确实喜欢女性。但喜欢女性是男性的通病，没什么值得炫耀。喜欢人家的同时，也被人家喜欢，那才是本事。他年迈时曾颇为自负地说过：“我从来不追女人的，很少，没有，可以说一两个女人我追过，其他的我没追过，都是女人追我。”据他自己交待，他有11个情人，真是艳福不浅。
他曾作过一首打油诗“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却也好色似英雄。”
也难怪他这么吹牛。从未来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到留学欧洲的外交官之女蒋士云，从中国的大家闺秀于凤至、赵四小姐到外国墨索里尼的公主，都曾为他心旌摇荡。有的人在他被软禁的时候千里迢迢前去看望，有的人终身苦乐相伴。
那么，他凭什么获得这些知识女性的青睐呢？
首先是他深明大义又磊落坦荡。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可以用鲁迅的一句诗来概括：城头变幻大王旗。很多人认定有奶便是娘，只要自己利益不受损失，什么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全都可以不顾，还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因而，变色龙便层出不穷，一般人极容易被弄得眼花缭乱。张学良在他经历的大事变中，可以说做到了大节不亏，当年，日本人在他父亲张作霖死后，就极力拉拢他，想把东北划入日本的版图，就在这时，他搞了个东北易帜，归顺了中央，让日本人对他断了念想。九·一八日本占领沈阳，关东军将领本庄繁为了和张学良套近乎，把沈阳大帅府里的东西装了一火车，送给在北平的张学良，张学良拒不接受。他认为，我要的不是我家里这些私人财产，而是东北三省的土地。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借助文胆陈布雷的笔写了一篇《西安半月记》，宋美龄想到蒋介石出尔反尔让她处于尴尬境地，就写了《西安事变回忆录》，在笔下她情不自禁地写道：“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不提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时竟无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据说，蒋介石看到这段为张学良开脱的文字非常不满，建议让夫人删掉，宋美龄坚持不删。
张学良在晚年谈他当年举行事变的动机时也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自我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己要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也就是说，国民党不要和共产党打了。蒋介石坚持要“安内攘外”张学良要“攘外安内”，就这么点冲突。蒋介石真正激怒张学良，是学生运动时蒋介石下令用机关枪打学生。张学良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
风流少帅张学良
也许就因为这一点，宋美龄在内心一直敬重张学良。蒋介石要枪毙张学良，宋美龄坚决阻止，他威胁蒋介石说“你要是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我就立刻离开台湾，我把你的内幕都公之于众。”宋美龄管张学良叫绅士，终身保护张学良，张学良对人说：“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
中国是个有悠久权谋传统的国度。外国就一个《君王论》，还是薄薄的一小本，比起中国的这套东西真是差得远了。不要说皇帝那样的人物，就是小小县令，个个堪称权谋的九段高手，有些连县令的品级都没有的，也都不可小看。可张学良没有用那些卑劣的权术，而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胸襟磊落、光风霁月。用老百姓的话说，够爷们。这样的人让人有一种靠得住的感觉。他不喜欢你了，会明白地告诉你，不会这边要对你下手了，那边还对你亲如兄弟。
他对抓蒋介石有这样一个形象的说法：“就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他擦一擦，我再给它打开，让它更亮。”后来，他亲自送蒋介石送回到南京，别人问他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张学良说：“那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拿它我脑袋疼，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后来，蒋介石让当年举兵讨伐袁世凯的李烈钧为首的军事法庭主审张学良。当年钟情张学良后来嫁给金融家的蒋士云女士，设法弄到一张旁听票，亲耳聆听了这条东北汉子大义凛然的答辩。他在法庭上以攻为守，从被审者变为质问者。他问李烈钧在江西举兵讨伐袁世凯有无此事，李说：“有。”张学良问他：“申讨袁世凯是否为了打倒专制独裁呢？”李说：“正是。”张学良说：“那么，我张汉卿在西安的所作所为，也正是对中央独裁专制所进行的一次兵谏，和审判长当年在江西的举兵有什么不同呢？”他义正辞严侃侃而谈，让蒋士云感到了一种英雄气概。所以，她在张学良被秘密监押在溪口的时候，她和丈夫千里迢迢冲破重重阻力，风尘仆仆去看望张学良。
许多时候，人赶上了倒霉，别人往往避之惟恐不及。蒋士云能够不顾艰险、不顾阻碍前去探望，那一定是她的内心深深地为他折服，感情深深地被他打动。否则，她哪来的那么大的精神支撑，去看望一个没有亲缘的人？
张学良在1990年曾对留美学者唐德刚说：“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是最患难的妻子，贝太太（蒋士云）是最可爱的女友。我的最爱在纽约。”因为，蒋士云就住在纽约。所以，当他90岁获得自由到美国以后，最先看望的友人就是蒋士云这个当年留学欧洲的女士。三个月内，他就住在蒋士云家里，蒋士云为他举行了感人的祝寿活动。他还口无遮拦地说什么：“赵夫人可敬，贝夫人（蒋士云）可爱。”惹得赵夫人（当年的赵四小姐）非常憎恨，以后虽然同在美国，却再也不让两人相见。
1999年蒋士云在美国对中国记者说：“张将军是那种可以终身引为朋友的人，我很佩服他这个人。”佩服他什么？我想，肯定离不开他深明大义而且光明磊落、人格高尚。有谁听说过哪个知识女性专门喜爱人格卑劣的小人？
知识女性和一般的女性有所不同。她不像普通的女性，给一点小恩小惠就满足；给一点甜言蜜语，就丧失正常的判断。她除了像所有女性一样注重感情之外，她还有理性的判断。如果她内心不认可你做的事情和人格，而让她对你青睐，那比登天还难。
威武而不粗俗，这大概是他受知识女性青睐的第二个原因。
一个男性，威武雄壮，具备阳刚之气，固然容易获得女性的青睐，可如果你只是威武雄壮，但却粗俗不堪，像个土匪一样，没有礼貌、满嘴脏话，即使你让女性觉得可以依靠，却总是觉得少点什么。
人性就是这么复杂，当你和她没有关系的时候，你的威武雄壮足以使他羡慕。但要获得女性的青睐，仅仅靠威武雄壮是不够的。羡慕不是爱慕，要让一个知识女性从羡慕过渡到爱慕，还需要一点催化剂，那也许就是内涵，用老话说是绅士风度，用现在的话叫讲较品位。就像女性多喜欢金钱，可你的老公如果只认识钱，就像一个乡村土财主，那她就虽然和你同床共枕，却终究意难平。人固然都喜欢金钱和权势，但仅仅有这两样还算不上完美，还要有品位。也就是说，品位对一个人不可缺少，尤其是对知识女性，更是至关重要。
张学良虽然出生在军人家庭，但他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使他既有威武雄壮的一面，也有文雅绅士的一面。他懂得鉴赏古画，会做古体诗，会跳舞，能说英语，还会打网球。这些本领，不要说七十多年前，就是现在，有几个能够达到？
张学良早年进东北讲武堂学习，20岁就成了陆军少将。行伍出身让他有了一般人不具备的英武之气。别看他晚年老态龙钟，可年轻时绝对一表人才，堪称帅哥。帅哥不但现代的女性喜爱，过去的女性也喜爱。他这位帅哥和现在的帅哥有点不同，现在的帅哥大多有点奶油小生的味道，而他当年真是意气风发，既威武又英俊，谁看了都会禁不住喜欢。难得的是，他不仅威武英俊而且没有当时一般军人的粗俗。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就曾被张学良儒将的风姿深深打动。
汪睿在他的《张学良情爱档案》一书中披露，宋美龄对张学良产生好感就是由于他既威武雄壮又风流倜傥。上海五卅惨案时，上海学生因为援助失业工人，遭到英国巡捕的开枪射击。张学良听到消息后，在天津发表了《致上海五卅爱国学生电》，他写道：“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积弱之国，宜知奋勉。兹本人爱群之心，谨以廉俸所入，捐助二千元。即日由中国银行汇上，慰藉死伤。宵烛寒光，力难远济，聊以尽心而已。”
后来，张学良来到上海，调停冲突，维持秩序。在美国领事馆的宴会厅里，风采照人的宋美龄和风流倜傥的张学良在幽幽雨夜，两个人用英语交谈，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那个时候，说英语和跳舞绝不像今天这样不足为奇，而是上流社会的专利。难怪，此后宋美龄要称张学良为绅士。而且结下了将近长达一个世纪的友谊。
以前她以为张学良不过是靠父亲的势力起家的公子哥儿，可令他吃惊的是，这位英武潇洒的少帅，并不是轻薄无聊的纨绔子弟，尤其是他出口成章的演讲才能更是让宋美龄为之倾倒。她觉得，没有谁比张学良更让她佩服的了。她给张学良当英语翻译，亲眼目睹了他在外交场合应对如流的风采，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问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连宋美龄都觉得尴尬，可张学良竟然轻松应付。张学良到上海是为了劝阻人们不要罢工、罢课、罢市，可一个意大利记者问他：“少帅对上海的罢工、罢课、罢市有何感想？”这个问题是个陷阱，容易挑起各方的不满情绪，包括张学良自己。他把这些事情的利弊进行了一番扼要的分析，分析之后明确表态“我本人并不赞成罢工和罢学。但是，我上海工人和学生的罢工和罢课，都是不可否认的爱国之举，我本人又颇感同情。”真可谓滴水不漏，难怪在场的记者十分感叹。他的回答非常得体，既没有对英国人显示怯懦，又没有对民众进行指责。英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张学良，你部队只有三千多人，万一发生变故，你能控制上海吗？张学良把桌子一拍，告诉他，如果上海真需要军队来维持，我只要打一个电报，不出一天时间，二十万军队都可以顺利进入上海。那个记者再也不敢趾高气扬了。在旁边担任翻译的宋美龄，认定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将才。而当时的蒋介石在这位天姿国色的女人眼中，还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
现在有的人虽然地位很高，却往往自降身价，把自己当成老板或老大，对人横眉立目，动辄训斥，不管对谁，只要心里不高兴就一顿臭骂。好像这样才能显出气派，显出权势。其实，这些方法只对那些愚民或三岁小儿起作用，碰到知识分子尤其知识女性，只能让她们嘲笑，甚至让人在心里替他们感到难为情。
现在该说到第三点了，他既有侠骨又有柔肠，这也许是他吸引知识女性的又一原因。
有人可能对这一条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女子喜爱男人的共同标准，岂独知识女性为然？其实不然，男人做到狭义也许不难，但同时具备柔肠则大为不易。就像梁山上的好汉，个个堪称侠肝义胆，但却似乎都缺少女性看重的柔肠。而这两样，张学良恰好都具备。
于凤至是张学良的原配夫人，张15岁就和于结了婚，于凤至是个知书达礼的女性，我看过她的一幅书法，那绝不是几天能练就的功夫。可张学良似乎并不喜欢这个大自己三岁的夫人，甚至跟人家说：“你嫁错了人，你是贤妻良母呀，可是张学良不要这个贤妻良母。”可当于凤至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她得了重病，中外医生都束手了，说她一定要死了。如果死就会扔下四个孩子。于是，张母和于母两人就商量，说于凤至有个侄女，让张学良娶这个侄女，以便照料几个孩子。可张学良坚决反对，跟她们说：“她现在病这么重，真要我娶她侄女，那不是我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里多难过？”然后他又说，你们转告她，如果她真死了，我一定娶她侄女，将来给她带孩子，管着孩子。
后来，于凤至的病奇迹般地好了，带孩子到英国留学。听说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被关起来，她扔下孩子，从伦敦只身返回，亲自向宋美龄求救。她毅然决定陪张学良坐牢，辗转江西、安徽、湖南、贵州，受尽奔波之苦，直到患了可怕的乳癌。后来，这一回，她又奇迹般地活下来。晚年，她到了美国。在美国，她买下了电影明星泰勒的旧居，对人说：“将来汉卿一旦有了自由，这幢别墅就能作为他和赵琦霞（赵四小姐）共度晚年的地方。这也是我给他的最好礼物了。这些年来，我在洛杉矶所以拼命地搞房产生意，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为汉卿买一幢像样的房子。”临死之前，她还在自己的墓穴旁边，为张学良留下一个位置。而这时，他已和张学良办理了离婚手续。
赵四小姐，无疑是一个当代美女，她的玉照曾上过《北洋画报》的封面。她和张学良半个多世纪的冰霜爱情，不知引来多少男女的神往。可他们的相识却是典型的英雄救美。《张学良情爱档案》一书对此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一天，海风骤起，大雨将至，张学良游罢泳，穿了衣服，正准备回到别墅去。忽然，他发现几个穿泳衣的姑娘在海岸上惊恐地呼喊救人，张学良见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有个天蓝色的影子在浪花中挣扎，他把穿好的衣服又脱下来冲进了大海。就在别人准备营救的时候，张学良已经救起了那个落水的姑娘，那个姑娘就是后来在艰难寂寞中陪伴了她一生的美女赵一荻（即赵四赵琦霞）。如果他当时不及时救助，那个少女也许就会在大海中丧生。后来，赵一荻在燕京大学读英文。当她听说张学良生病，就从天津赶到东北。赵一荻出走的消息不胫而走，成了小报上的热门。她父亲一气之下，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宣布同赵琦霞脱离父女关系。
西安事变后，一开始是于凤至照料监押的张学良，后来，于凤至患癌症，张学良请求让赵一荻照料他。这时赵一荻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份，和张学良分手别人也说不出什么，张学良毕竟已不是当年威风凛凛的少帅，而是蒋介石的阶下囚。但当来人把这个情况告诉她，她就忍痛与爱子分手，洒泪奔赴囚牢。而1940年，她还不满30岁，正是鲜花怒放的岁月。以她的条件，找一个大官或是大亨绝不是什么难事，可她似乎根本就没这么想过。直到1964年，赵一荻51岁时，他们两人才最终有了结果。台湾《联合报》为此发表了消息，题目很长，也很有诗意：肩题是“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正题是“少帅赵四正式结婚红粉知己白首缔盟”，副题“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提到赵四的时候，禁不住由衷赞叹“一荻、一荻，你这个赵四之名也将永垂千古。在人类可贵的性灵生活史上，长留典范，为后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汉卿之艳福，读史者便知，若汉卿只是个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这个美丽的下场。--花花公子不难做，但是古今中外的花花公子，有几个不落个丑恶的、难堪的结局。漫说张学良这种大头头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世间男女，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可以卿卿我我缠缠绵绵，可真到紧要关头，男子汉能挺身而出保护女子，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能够为对方考虑，甚至牺牲自己，实在难能可贵。在这种考验面前，真正及格的人并不很多。我们古人就说过：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能够在大难来临时仍能互相顾惜，不离不弃，实在让人心生敬意。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被他爱过的女性，都是幸运的。将他们的爱情如果作为典范，肯定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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