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都为张幼仪的命运感到不值。身为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她为他奉献了一生的光阴，却始终没有得到过丈夫的真心。徐志摩对她，除了感激与愧疚，永不会有对林徽因的仰慕与怜惜，也不会有对陆小曼的眷恋与难舍。她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六岁就嫁入徐家，为徐志摩生了两个儿子，却最终难逃离婚的命运。
在伦敦，徐志摩结识了林徽因，为了爱情而荒废了学业，经常逃课，导致校方找导师拉斯基要人，后来才有拉斯基给校方的短简说：“我倒是不时见他的，却与读书事无关。”为了证明对林徽因的忠诚，他义无返顾地选择离婚。他当然明白他的执着与坚持会引来舆论的一片哗然，也清楚这一切会给张幼仪带来多大的伤害。但，他还是做了。只因为他对林徽因难以自持。林徽因的绝代风华，大家风范，精妙思想，冰雪聪明……林徽因的一切已经让他无法自拔，可怜徐志摩一代痴情种子，谁也不能说他不真心。
张幼仪呢，一个封建社会的“下堂之妻”，远走异国的孤儿寡母，她又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人生？她没有自杀，没有贫困潦倒，没有怨天尤人，甚至不曾恨过徐志摩。她顽强地活了下来，成了一所学校的校长，将徐家的血脉养育成人，把徐志摩的父母终养至老……这样的女人，算不算奇迹？这样的女人，除了讶然，我们还能说什么？
其实，在张幼仪离婚后的寡居生活中，的确出现过这样一位男人愿意给她一份自由的爱情。当时，一战刚刚结束，大批文人墨客从欧洲各地涌入德国。一则是因为德国各大学府有浓厚而自由的学术空气，二则在战后马克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带外币在德国兑换使用格外实惠。当时在德国的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员朱家骅，已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赵元任、俞大维，来自欧美各地的陈寅属、徐志摩、金岳霖、段锡朋、周炳琳，以及直接留德的北大同学毛子永、姚从埕等人。如此人才济济，可称一时之盛。他们多数追求新知识和名师的指导，往往并无意攻读学位。这种“旁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游学方式，历时六七年以至十年以上的大有其人。当时这批人都集中在柏林，罗家伦也是其中一位。
“柏林所有的中国人当中，有个人待我特别好，他叫罗家伦，有一双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张幼仪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那时候，罗家伦每个星期都会去看张幼仪好几回，不是一起坐着聊天，就是陪她的孩子玩。以前从没有和男人坐得这么近过的张幼仪，心里是很矛盾的，她强压着这份感情，刻意地认为对方只是想来看看自己的孩子，怜悯一个已经离异的异乡女子。
有一天，他们坐着一起喝茶，孩子在铺在地板上的一块毯子上玩耍。罗家伦突然问张幼仪：“你打不打算再结婚？”张幼仪面对这样的求爱方式，一下子乱了方寸。虽然那时她才二十三岁还很年轻，但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心里暗誓自己在未来五年内不能让别人看到和某一个男人同进同出，要不然别人会以为徐志摩离婚是因为妻子不守妇道的。另外，在家乡张幼仪还有个儿子，她一直没认真地教过他，在善尽做母亲的责任以前，自己是不可以随便嫁进另外一个家庭的。所以，她没敢把罗家伦那句语气温柔的话听进耳朵里，只是看着自己的茶杯轻声说：“不，我没这个打算。”
罗家伦听完过了一会儿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按时来看过张幼仪。这个真心想给予张幼仪爱情的男人，如同一阵龙卷风转瞬即逝。张幼仪没办法去相信有人会在这时候爱上她，而且她对罗家伦问起自己结婚打算这件事一直感到很别扭。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始终是无法让一个“乡下土包子”接受的，更何况这段爱情的前景还是个未知数。
随后的几年，事实证明了张幼仪的猜想和推断。原来，早在1920年初，罗家伦去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集会时就认识了正在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体育教师张维桢。在上海见过几次面后，罗家伦返回北京，给对方寄过几张明信片。不久，罗家伦出国留学路过上海，却因病未能谋面。就在轮船即将出海之际，罗家伦收到张维桢的玉照，他才匆匆发出一张明信片，从此两人开始鸿雁传书的爱情长跑。
但由于双方了解不多，又相隔遥远，两人也难免有些误会。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罗家伦听说张维桢把他的信全部给别人看过，心里感到非常生气，因此两人有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据现存的罗家伦写给张维桢的情书观之，在1922年9月以后，两人似乎就间断联系，一直到罗家伦到德国的将近一年后（1924年8月30日），两人才恢复断了音讯的“空当”。换一种说法就是，罗家伦只是在寂寞的时候想起来同命的张幼仪。
由于张幼仪的拒绝，罗家伦后来又恢复了和张维桢的通信，继续他们的爱情长跑，最后于1927年11月13日两人在上海举行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无意中，张幼仪又促成了一对才子佳人。只不过，那之后的日子里，她的人生当中再也没有“爱情”这个词汇出现。张幼仪的一生，心里只有徐志摩一个男人，她爱他爱得深刻，爱得刻骨，爱得没有怨言，爱得不求回报。
有时候，与其选择一个永远攀附不上的凤凰，不如握紧手中的小山鸡，温暖而又贴切。徐志摩在天国那边，还是如此多情却让人觉得无情吗？其实，被爱的人，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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