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畔最亮丽的风景当属“高石之墓”。沧桑数度，劫后犹存。一尊青年男女并肩相依的雕塑，是对已经“忘却”的最好的纪念。墓主高君宇，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石评梅，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女作家、诗人。前者“壮志未成身先死”，29岁病殁；后者“零落成泥碾作尘”，26岁殇逝。他们是一对情侣，生前并未牵手，死后却终同眠。梁祝化蝶那是神话，高石同穴却为现实。何以至此？拂去岁月尘沙，透过时空隧道，我们发现那深沉幽暗的墓冢中埋着一曲动人的啼血绝唱。
晋东才女
石评梅(1902—1928)，山西平定县人。幼名元珠，学名汝璧。她儿时喜欢梅画，稍长后，自号评梅，斋名“梅窠”。 父亲石铭是清末举人，46岁得女，视如掌上明珠，亲自督学。小评梅四岁能读三字经、千字文，继而四书五经、五古七绝、圣人故事、稗官野史，广览博猎。石铭虽是举人出身，但不迂腐，不守旧。辛亥革命后，他剪掉辫子，走出大山去了省府太原，曾任省立图书馆馆员和中学教员。高君宇、高长虹都是他的得意弟子。石评梅12岁时入山西省立女子师范。在校期间，她各科成绩优秀，琴棋书画、诗词文赋均很出色。她的风琴演奏相当拿手，闻名遐迩。某年春节，她画了一幅梅花条幅，自己配诗，诗云：
有梅无雪不精神，
有雪无诗俗了人。
日暮诗成天又雪，
与梅并做十分春。
这幅《雪梅图》立意不俗，凸显了梅的风骨精神。这位十六七岁少女的画作，竟引得县城一些知名老学者来观赏。她也因此被誉为晋东才女。石评梅曾因参加女师学潮被校方除名，但学校当局惜其才学，又恢复了她的学籍。
石评梅经历坎坷，心比天高，却命如纸薄。
1920年，18岁的石评梅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录取。机遇不适，是年女高师国文系不招生。无奈之下，石评梅权衡自己的兴趣，读了体育系。
毕业前夕，因文会友，她结识了国文系的庐隐(黄英)和陆晶清(小鹿)，因身世相近、情趣相投，她们很快成为挚友，形同姐妹。庐隐长石评梅四岁，乃父也是举人。她长相平平，自称“丑小鸭”；但为人豪放、热情，有才气，时与冰心齐名。石评梅与陆晶清的关系则更近些。陆晶清在报端常读石评梅的诗文，很是钦羡。当她获知石评梅是自己的校友时，便慕名求教。她俩不仅有共同的爱好，也有共同的抱负。加之陆晶清没有了母亲，石评梅没有亲兄妹，两个飘零异乡的少女互诉心曲，感情自然在一般姐妹之上。
1923年底，石评梅毕业了。女高师校长许寿裳亲自向附中校长林砺儒推荐她。林校长择师要求很高：“要德性、技术、才干并重。”许寿裳风趣地说：“我本来要她在校服务，不过看你去年替本校效劳过分的分上，就让你请去吧！”石评梅被聘为附中女子部学级主任、体育教师。由于她国学功底厚实，又兼任国文教员。工作之暇，她还充任过春明公学义务体育教员，是全校授课钟点最多的教员之一。
石评梅在教学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据她的老学生李健吾回忆，她在一次座谈会上动情地说：“我最近读了本小说，叫《爱的教育》，读完后我哭了。我立誓一生要从事教育，我爱他们。”石评梅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附中一干6年，直至病逝。
石评梅施教讲究全面，教书又育人，她利用“总理纪念周”活动给学生讲述历史，讲民族，讲气节，讲孙中山革命，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讲女性的独立与平等。她欣赏亚米契斯《爱的教育》，“用理智的同情来情育同学”。她的口头禅是“让我们学着为别人尽量多做点儿事吧。”“让我们一起学做蜡烛好吗？”为帮助学生增长知识，她捐出自己心爱的几十本藏书，为班上建立了“图书柜”。有的学生爱好写作，她精心辅导，传授“三多”秘诀：多看，多读，多写。她说，“看，是看社会，看人生；读，是读书；写，是练笔。”日后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名作家的李健吾、蹇先艾和李大木冉，那时都是附中的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沐过石评梅的教泽。
庐隐说石评梅对学生“真仿佛是一个温和的大姐姐，对待小妹妹似的，所以没有一个学生不受她的感化。”后来成为编剧、作家的颜毓芳，感受最深。她幼年丧母，受封建家庭嫌弃，遭遇坎坷。石评梅率附中女排参加华北运动会，天奇冷。颜毓芳没带行李，比赛后，衣、鞋未脱，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石评梅帮她脱鞋，怕她冻着，强拉她与自己合铺。颜毓芳感动得哭了，石评梅帮她擦泪，对她说：“有什么困难都跟我说，我来帮助你。”颜毓芳说，“我失去了多年的母爱，今天石评梅先生又给了我了！”
好人一生不平安
“好人一生平安”，那是祝福。但有的好人往往一生不平安，石评梅即是。且让我们回到从前。
山西桃河畔的小鸟石评梅，向往蓝天，她要进京考学。尽管开明的老父有意放飞，但总割舍不下，于是辗转托人，把她托付给乡人、时为北大学生的吴天放，请他“多多关照”。
孰料这只志在蓝天的小鸟，却被吴天放锁进了他私欲的笼中。
吴天放，北大毕业，风流倜傥。他见到慧质兰心的石评梅后，不禁怦然心动。他殷勤体贴地把石评梅护送进京后，要陪她到女高师报到，被石婉拒。不几日，他邀石评梅逛公园，在“来今雨轩”吃饭。席间，当他们把话题转向梅花时，吴天放适时地从包中取出一叠精美的印花信笺。笺面每页都有一枝梅，形态各异，并有“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等古人咏梅诗句，下方印着“评梅用笺”四字。这意外的惊喜，令少女石评梅兴奋莫名。吴天放又侃侃而谈南宋范成大的《范村梅谱》，风度翩然，才情一如饱学之士。石评梅惊问：“想不到吴君对梅花谱有这么深的研究。”吴天放狡黠一笑：“因为我爱梅！”石评梅自然听出弦外之音，虽脸露羞涩，但不禁为自己觅到知音而愉悦不已。其实，那天在火车上吴天放见石评梅的手巾上绣有一枝梅花，猜度她爱梅，回京后便跑图书馆，遍览有关梅的诗文，并印制了这册“评梅用笺”。之后，隔三差五，他们总会在一起把盏品茗，谈诗论赋，纵论古今。吴天放以他的心计，以他的风雅，搅乱了少女石评梅的心湖。继之，吴天放或尺素传情，或电话问候，或鲜花礼献，或携手郊游。加之，吴天放正供职于一家刊物，任诗歌编辑，共同的志趣也是一缕情丝裹缠。在不知不觉中吴天放掳走了石评梅的芳心。石评梅说，就这样，“上帝错把生命之花植在无情的火焰下”。
大道多途。在一次北京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为一青年的反帝反封建演讲所震撼。他叫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静乐(今娄烦县)人，笔名天辛，北大助教。高君宇15岁时由父母包办与大他两岁的李寒心结婚。他抗婚无果，离家出走，于1916年考入北大。他是“五四运动”的骨干，1920年参加了李大钊在京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一大”代表，“二大”中委。当高君宇得知石评梅是老师石铭的女儿时，陡生亲切感。她崇拜他，他想了解她。于是便有书信来往，先多为问候与祝福，后渐生情愫。
再说吴天放，他频频约会石评梅。一次，石评梅因要听爱罗先珂的演讲《女子与其使命》，与他们的约会时间撞车，她便提前一天，赶到吴天放的公寓去告知他。公寓门口一小男孩正在铲雪玩，小孩问石评梅找谁，她说“吴天放”，那孩子说：“他是我爸爸！”石评梅如五雷轰顶，原来使君有妇！石评梅希望吴天放能给自己一个说法。可吴天放眷念妻小，既不愿意改变婚姻格局，又奢望与石评梅持续这种私情。石评梅觉得这是对她的侮辱，慧剑斩情丝，向他索要往日的情书，要一刀两断。吴天放怕失去石评梅，软硬兼施。一面声言：若不答应，他就把情书在报上公开；忽而又扑通跪在石评梅的脚边，深表忏悔，乞求饶恕。石评梅生性孤傲，但性格软弱。她愤怒于吴天放的“欺骗”，可面对他的“哀求”又生怜悯。这只已被折断翅翼的小鸟，已飞不出吴天放为她编织的囚笼。她在日记中写道：“情感是个魔鬼，谁要落在他的手中，谁便立刻成了他的俘虏。”
石评梅怒斥吴天放：“你毁了我一生。”她暗下决心，这辈子绝不再恋爱，绝不结婚，决意“独身”。她用泪水和着心血，凝成诗句《疲倦的青春》：
缠不清的过去，
猜不透的将来？
一颗心！
他怎样找到怡静的地方？
高君宇自同乡会与石评梅初识后，有很久没有见面。他太忙，先是与邓中夏、张国焘等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参加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继而出席党的“一大”。1922年1月，又与张国焘、邓恩铭等作为中共代表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为革命呕心沥血。以致石评梅在以后几次同乡会上都见不到他的身影。
石评梅的苦闷需要倾诉，1923年4月15日，石评梅在痛苦中写信给高君宇，信中诉说她有“说不出的悲哀”，并嘱高君宇“以后行踪随告，俾相研究”，探讨人生之路，以求“救济”之策。次日，高君宇复信问，“为何而起了悲哀”，表示“视我责如能救济，恐我没有这大力量罢？我们常通信就是了。”自此，他们鱼雁传书，谈革命，也涉情感。中秋节高君宇手书刘禹锡《陋室铭》赠石评梅，石评梅将其贴在墙上。高君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石评梅。爱的情愫已透过了纸背，在高君宇来说，他已陷入情网难以自拔了。
1923年10月，高君宇因积劳成疾，在西山养病。他采一枚红叶，题诗寄给石评梅示爱。
满山秋色关不住，
一片红叶寄相思。
君宇
十月二十四日采自西山碧云寺。
石评梅收到后感愧交并，她抹不去与吴天放相爱的记忆，绝望于对爱情的憧憬，又铭感高君宇的赤诚、忠厚。她不愿欺骗他，在红叶的背面凄楚地写了：
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
评梅
又寄了回去。
不几日，石评梅收到高君宇的复信：“退回的红叶收到了。……所以我仅通信而不去看你，也害怕这种感情的流露。红叶题诗，那是久已在一个灵魂中孕育的产儿。但是，朋友，请不要为红叶而存心，要了解是双方的，我至今不能使你更了解我，是我的错，但也有客观不允许的理由，这只好请你原谅了……”高君宇尊重石评梅，不得不说出这番言不由衷的话。
高君宇养病期间，忽然接到上级通知，要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并参加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即在此时，高君宇也没有停止对石评梅的追求。他或许想到自己那桩死亡婚姻还没结束，这对被追求者是不尊重的。1923年末，他致信石评梅，表示要与前妻离婚。石评梅反对，说自己的独身素志并未改变；隐约兼有对高君宇前妻的同情。而高君宇决心已定，他表示如果评梅不能接受他，他只有两途：“爱与死耳”。“吾心已为venus之利剑穿贯，然我决不伏泣于此箭，将努力开辟一新生命。”石评梅处在极度痛苦、矛盾的煎熬之中，她的诗作《青衫红粉共飘零》是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她写《宝剑赠与英雄》，鼓励君宇矢志革命，“取人间的血，濡染你刀上的花。”高君宇有点失望了，无可奈何地说：“为了不妨害你对过去的忠诚”，他“不再为君所不愿之要求了。”高君宇的绝望，使石评梅深深地自责：“我现在恨我自己，为什么去年不死，如今苦了自己，又陷溺了别人。”
1924年2月，高君宇遭北洋军阀通缉，被迫逃亡，临行前仍冒险到“梅窠”辞行。是年6月，他毅然与妻子李寒心办了离婚手续。当他将此消息告诉石评梅时，石仍不为所动，只回信说，“我们可以做以事业度过这一生的同志。”这“最后的通牒”，令高君宇“万分凄怆”。他只得向石评梅作最后的表白：“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石评梅读后，在日记上写下“我终究对不住他！”好友陆晶清也劝石评梅，希望她不要辜负君宇的苦心。然而无果。
1924年4月，石评梅患猩红热，高君宇侍药送水，精心照顾。此举令石评梅感激涕零，但她仍不愿向他敞开心扉。
10月，广州商团叛乱，高君宇作为孙中山的助手指挥镇压叛乱，他的汽车遭枪击，留下一堆玻璃碎片，手受伤。他庆幸大难不死，想到石评梅生日快到了，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只自戴，一只寄给石评梅，夹着那几块碎玻璃。他在附信中说：“愿你承受了它。或许你不忍，再令它如红叶一样的命运吧。我尊重你的意愿，只希望用象牙戒指的洁白坚固，纪念我们的冰雪友情吧……”他俩双双将象牙戒指戴在手上，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各自带进棺木。石评梅的好友庐隐后来以此为素材，写了部哀艳的小说《象牙戒指》，流传至今。
是年12月20日，身心疲惫的高君宇回到北京，因劳累病重，住进了一家德国医院。
1925年1月，高君宇抱病出席党的“四大”，再次当选为“中委”，并与周恩来结识，受周的委托做他的“红娘”，到天津看望了邓颖超。3月4日，高君宇得了急性盲肠炎，石评梅在看望高君宇时，恳求他理解自己独身的素志。高君宇紧握石评梅的手：“珠，放心。我原谅你，至死我也能了解你，我不原谅时我不会这样缠绵地爱你了。但是，珠！一颗心的盼赐，不是病和死换来的……我现在不希望得到你的怜恤同情，我只让你知道世界上有我是最敬爱你的……”在高君宇的不懈追求下，石评梅这块坚冰似有融化，曾在病室安慰他：“你若果能静心养病，我们的问题，当在你病好时解决。”当胜利的船桅已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时，石评梅突然接到吴天放的信：“一方面我是恭贺你们成功；一方面我很伤心，失掉了我的良友……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所可以安慰我的只有你，所以你一天不嫁，我一天就有安慰。”旧情难忘，石评梅无法在心的天平上将初恋抹去。她“痛哭一场，立刻又到医院告诉天辛，推翻她所允许与他的结合。”高君宇真正绝望了，病情恶化，转入协和医院。为了不让石评梅担惊受怕，他不让她陪同，约定三天后再见。不料，此别竟成永诀！
1925年3月5日，高君宇因手术后大出血孤独地死去。年仅29岁。
石评梅惊悉高君宇告别人世的噩耗后，昏厥了几次。高君宇入殓时，她将自己的一帧照片作为陪葬。直到此时，石评梅才倍感内疚，她悔恨自己的自私、懦弱和愚昧，辜负了高君宇的一片深情。“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既是封建礼教的反抗者，她又是世俗‘人言可畏’面前的弱者。”(陆晶清)
追悼会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由赵士炎主持，李大钊、邓中夏、王若飞、邓颖超等出席或送了挽联。石评梅送的挽联是：“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当时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第106期发表了《悼念我们的战士》：“他那热烈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本报，也更永远留在读者诸君的记忆中！”
石评梅遵从高君宇的遗愿，将其安葬在陶然亭畔，那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所在，也是他们约会漫步的地方。石评梅用高君宇生前题在照片上的诗句，书成隶书铭在墓碑上：
我是宝剑，
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墓碑的另一侧写着：“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评梅”“几首残诗留在红叶上，题诗的人儿已经埋葬。”
高君宇走了，带走了石评梅的情感和希望。石评梅常到高君宇墓地祭扫、忏悔。她的案上供着高君宇的遗像，手上戴着他赠的象牙戒指，桌上堆满了他的遗稿。她一面埋首整理高君宇的著述，结集出版；一面把自己对高君宇的爱、悔恨和自责形诸文字。她的系列散文《象牙戒指》《梦回寂寂残灯后》和《墓畔哀歌》都是反映她情感之旅的血泪诗行。
高君宇走了，石评梅还年轻。当年石铭最得意的弟子高长虹等向石评梅走来，一心想填补她心灵的空白。石评梅把心扉紧紧关上，她在致黄心素的信中说：“宇死后我更不敢在人间有所希望。我只祈求上帝容许我忏悔，忏悔自己的过错，一直到死的时候！……快了，我快要到那荒寂的旷野里，去伴我那多情的宇。”如果说在高君宇生前，石评梅对他的爱还有所游离，在他死后则坚如磐石。她岂能再容他人？她，石评梅，“只有香如故。”
好人终归有好报
石评梅有《红鬃马》《匹马嘶风录》和《涛语》等传世。诚如庐隐所说，早期的作品较浅薄，困于卿卿我我，囿于惜花怜月的哀叹。后来，“是由悲哀中找到了出路”，挣脱了个人的藩篱。“下观人世的种种色色，以悲哀她个人的情，扩大为悲悯一切众生的同情了。”“她不但替她自己说话，同时还要替一切众生说话。”尤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她关注社会、人生，“三·一八”惨案后，她及时写出揭露反动当局残杀青年的《血尸》，缅怀烈士的《痛哭和珍》《深夜絮语》。李大钊被害后，她扬眉奋笔疾书《断头台畔》。还为“济南惨案”写了表达对日寇强烈义愤的《我告诉你，母亲》等。在《缄情寄黄泉》中面对黑暗的现实她呐喊：“我是撑着这弱小的身躯，投入在这腥风血雨中搏战着走向前去的战士，直到我倒毙在战场为止。”
1928年9月30日，京都才女石评梅因患脑膜炎病逝，前后只12天。她和高君宇病逝在同一医院、同一个病室，而且几乎是同一个时刻(凌晨两点左右)。
丧礼备极哀荣。追悼会场悬着石评梅的遗像，上下横着两块匾：“天丧斯文”、“泪洒秋风”。
花圈、花篮、挽联、挽幛簇拥。好友庐隐以及学生代表颜毓芳、李健吾等致悼词。台下泣声一片。《世界日报》等均作报道。
庐隐在协和医院整理石评梅遗物时，发现她的枕头下有本日记，日记里夹着高君宇的遗像，和那片被退回的红叶。日记的扉页上用毛笔写了两行字，当算是遗嘱：
生前未能相依共处，
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高君宇入殓时，石评梅将自己的照片放在他身边；今天朋友们又把君宇的遗像和评梅一道埋葬，当然还有那枚象牙戒指。
陆晶清、庐隐等友人们，根据石评梅生前的遗愿，将她葬于陶然亭畔高君宇墓旁。两墓并排，两碑并列。
石评梅墓碑的形状，和高君宇墓类似，一座四角白玉剑碑，上刻：
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女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
墓碑下方正中，用篆书刻着四个大字：“春风青冢”。
周恩来念旧，他始终没有忘记我党前辈、战友高君宇；没有忘记高君宇忠他之托的友情。
上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邓颖超数度到陶然亭，凭吊“高石之墓”。
1956年，周恩来在审查北京市城市规划总图时，对陶然亭的“高石之墓”作了指示：“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并讲述高君宇的革命事迹。
十年浩劫，“高石之墓”难逃厄运，碑被推倒，墓被掀开，高石之恋，也遭到鞭笞。
1973年，重病的周恩来得知高石墓遭毁，嘱托邓颖超妥善照管。在邓颖超的关照下，高君宇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陈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石评梅的遗骨另作安置。开棺时，那两枚象牙戒指已不见踪迹。不过，在石评梅的随葬物中发现了一支她常用的美制雪佛尔牌钢笔和五枚评梅印章。
1984年，高石之墓又重新屹立在陶然亭湖畔。
上世纪50年代后相当长的岁月里，我们的党史和现代革命史上，对革命前驱高君宇记载太少；在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上石评梅的名字更是鲜有提及。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冬去春来。1982年《石评梅作品集》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邓颖超为其作序。序文写道：
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缅怀之思，至今犹存。
继之，不同版本的石评梅作品和传记陆续问世。2002年，为纪念石评梅诞辰100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平定县政府在北京共同举办了“石评梅文学活动及作品学术研讨会”。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也以《高君宇和石评梅陶然“化蝶”》为题拍了专题片。他们的故事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在全国播放。
魂兮归来！
且用石评梅的学生李健吾的悼言作结：“她自己是一位诗人，她的短短的一生，如诗人所咏，也只是首诗，一首充满了飘鸿的绝望底哀啼底佳章。我们看见她的笑颜，煦悦与仁慈，测不透那浮面下所深隐底幽恨；我们遥见孤鸿的缥缈，高越与卓绝，却聆不见她声音外的声音。”
高石之恋，是一曲哀婉、凄恻的悲剧，是浩渺烟波情爱湖中一株残荷。“留得残荷听雨声”！
石评梅是位十分敬业的教员，她培养的附中女排，1928年在华北运动会上大显身手，得了亚军。当时《世界日报》运动会画刊上还登出了石评梅和附中女排的合影。但有的小队员不服气，认为她们应得冠军，责怪裁判不公，要石先生去交涉。石评梅教育她们：“胜败是兵家常事，不要那么女孩子气，输了就哭。”同时给予鼓励：“你们是初中生，人家是大学生(燕大)，应该让大姐姐赢这场球。你们还小，长点志气，努力练习，争取下届拿冠军吧！”她的慰藉使队员们破涕为笑。
老教育家汪震在《评梅的女子教育》中，称赞她是“文学家、体育家、教育家”，说她“以教好体育作为德育的一个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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