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爱颐(1900年——1983年)是晚清重臣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她以“盛七”闻名上海滩：在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中尽展个性,在中国第一桩女权案中大显风采。盛爱颐见多识广,不仅能诗会绣,还写得一手好字。
1927年秋天，老太太庄夫人去世，盛公馆一时方寸大乱。在遗产清理时倒有新收获，估计是庄夫人的“颐养费”的剩余部分。按照盛氏愚斋义庄的规矩，应当一分为二——一半归盛家五房子孙分析，另一半归盛氏义庄。这样分下来，盛氏愚斋义庄实得一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二两七钱四分九厘，加上原先在盛宣怀去世时已经归入义庄的五百余万两，合计共有公有产为七百二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两九钱四分三厘。按说，大家按章办事，相安无事，天下太平，皆大欢喜。可是盛老四又节外生枝了。
1927年11月26日，盛老四和盛家义庄的一个董事狄巽公一起，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的属于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来由盛氏五房(即盛宣怀的三个儿子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五盛重颐、盛老七盛升颐，以及孙子大房的盛毓常、三房的孙子盛毓邮)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七小姐不服气，这笔基金已归入公产怎么还可以讨回?如果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那么就应该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应有权分到一份。于是七小姐向盛老四提出要十万银元出洋留学。
谁知盛老四不同意，他自己钱都不够花，何来心思顾及其他!
七小姐虽是高墙深院里的大家闺秀，但更是上海滩上的新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她以很大的启发，她决定尝试着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不给，那就法庭上见!
1928年6月，盛爱颐把他三个哥哥(恩颐、重颐、升颐)及两个侄子(毓常、毓邮)告上了法庭。
她敢于在全国第一个打起关于女权的官司，则充分说明了她的胆识和气概。
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大家族析产的办法，女子的确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后讲男女平等，虽然在政府法律条文上已经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颇多，得有人带头才行。所以盛爱颐打的这个官司，是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其社会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盛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因而颇有轰动效应。这是盛老四等人万万没想到的。
9月5日开庭之日果真盛况空前，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还引起了法律界的高度重视，因而到庭旁听的人极多，七小姐的律师陈述案情后，盛老四的律师继起反驳，主要理由是：盛宣怀是1916年去世的，从那时起，就有了继承权的问题，就有了财产分配的问题，然而那时并没有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所以，盛爱颐不应具有分得遗产的权利等等。
一个月后，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宣告盛七小姐胜诉，应当可以分得先人的遗产五十万元。
七小姐打胜了这场官司，拿到了自己应有的份额，尽管付出了高昂律师费。但这毕竟是一场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官司，从此女性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就有榜样了。
1949年上海解放，盛爱颐选择了留在上海。她住在市中心的一处联体花园别墅区，独立门户，楼高三层，楼下有一方花园，业余她练练笔，她写得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中常有人来讨她的墨宝。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虽然固定资产没有了，但能按季度拿到定息，生活安定、舒适。
面对三年自然灾害，又经丈夫病逝，七小姐总能表现得异常冷静。每当她抽雪茄烟的时候，就拖一只小椅子，优雅地坐到门口来，从层层烟雾中，观看路上的人来人往。
那时路边有一个马路菜场，买菜的、卖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并不认识她的人从她门口走过，从她手持雪茄烟的坐姿和那芳郁的雪茄香味判断，这定是哪个豪门望族的小姐。当一位朋友告知他，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七小姐活到83岁，临终的时候，她依旧干干净净，一脸镇静，非常体面，非常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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