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说实话，你不化妆、不穿旗袍，还真不太容易被认出来⋯⋯
梁龙:除了经常看我们演出的歌迷，一般人认不出我们来。
F:你怎么想到要打扮成那样上台的？是受视觉系摇滚启发，还是别的什么刺激？
梁龙:那是“包子引发的血案”——当时哈尔滨举办了第二届摇滚音乐节，请了七八支乐队演出，演出前主办方给每支乐队都发了20多个包子当工作餐。但我们并不算是被邀请的乐队，只是临时被拉来助演的，因此没分到包子。当时心里特别不爽，觉得他们看不起我们，就自己喝了点闷酒，借着酒劲扎了满头小辫，还用后台一个女孩的唇膏把嘴抹了⋯⋯结果一上台，几千人的场子都炸开了。
F:顶上了！
梁龙:其实当时就是面对不公正待遇，自己情绪的一种宣泄，只是没想到现场反响那么好。
F:有没有因此被人骂过？
梁龙:说我们哗众取宠、吸引眼球、搞噱头的这种评论的确有，好在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被人指着鼻子骂的。起初我们也觉得这样（扮女装）确实可以很快出位，因为那会儿我们就是想跟那些“皮衣皮裤”、“金属链子”们不一样。后来随着不断地演出，我们发现扮女装已经成为我们音乐的一部分了，而且有一种演绎的感觉，一种内在的表达，对身份的另一种诠释。忽男忽女，或者介于中间。
F:你第一张专辑收录的歌，都是在农村创作的。怎么想到去农村写歌？
梁龙:那也是被逼的。在那之前，我来过北京两次，想打工赚钱去迷笛音乐学校学习。结果没攒够学费，身无分文地回了哈尔滨。当时觉得没脸回家，就跟着原来乐队的一个朋友去了他农村老家，在那儿接点儿婚丧吹唱的活儿，一次赚50块钱。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混到了人生的最低点，你想，我都已经从北京混到东北的农村了，我还能低到哪儿去？也可能是因为农村的这段生活让我体会到了人生的真实，或者说是另一种狭隘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反而有了写歌的欲望，并且只用了19天就写出了10首歌。
F:相比以前的效率，你们已经很久没发原创专辑了。最近在忙什么？
梁龙:正在酝酿《乐经》。
F:月经⋯⋯你不会真的变了吧？
梁龙:别闹，没那么血淋淋。我们的新专辑叫《乐经》，名字来源于《六经》（见注解）。不过我们的推广方式比较特别，从3月8日开始推第一首单曲，然后每月推一首，到年底正好合并成一张专辑。
F:这不还是月经嘛，而且还从妇女节那天开始来⋯⋯
梁龙:要的就是这效果。
F:给我们透露点娱乐圈的内幕？
梁龙:我以前不会写词，怎么写都不对路。后来我就“发明”了一种牛逼的方法——照着郑智化的歌词写。他一句歌词几个字，我就对着也写几个字，写出来效果还真不错。等我接触圈里人多了，跟人一吹牛，发现我那方法根本不是独创的，人家早就那么干了。
F:你们去年在全国巡演了几十场，还不算火了吗？
梁龙:什么时候你被市场接纳了，也就是说连普通老百姓都能哼你的歌了，那才叫真火了。
F:嗯。照这么说，现在最火的是汪峰。
梁龙:我给你讲一个真事儿：几年前我跟两个朋友在路边摊喝酒，有一个民工骑着破自行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边骑边唱“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当时我就跟那两个朋友说，“汪峰火了！”
F:冒昧问一句，你们现在参加一场演出能赚多少钱？
梁龙:一场能有七八万吧。
F:不算很高啊。据说“旭日阳刚”的出场费都两位数了⋯⋯
梁龙:你别总把我往八卦圈里带。其实现在形势好多了，前几年更低，曾经我接了一场演出，开价2万块，当时主办方就来质问我，某某的出场费才3万块，你凭什么敢要价2万？其实摇滚乐挺像是后妈的孩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
F:摇滚还能玩多久？或者说你们还会坚持多久？
梁龙:我没想过要一辈子做摇滚，我认为我有能力、有状态做的时候，我就做。假如有一天我写不出歌了，为了赚钱找别人写歌，那还有什么干头？我比较喜欢崔健的状态。他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做一件想做的事情，这一点很令人敬佩，已经超过音乐的范畴了。
F:好吧。最后一个问题回到乐队本身吧：有人用妖娆、风骚、闷骚来形容你们乐队，你觉得哪个词最恰当？
梁龙:一定要从这几个词里选吗？
F:当然不是。
梁龙:那我觉得是⋯⋯硌应。
梁龙
艺名：梁虫
年龄：34岁
籍贯：齐齐哈尔
作品：
《二手玫瑰（专辑）》（2003年）
《娱乐江湖（专辑）》（2006年）
《你在红楼我在西游（合辑）》（2008年）
《情儿（EP）》（2009年）
《人人有颗主唱的心（内部合辑）》（2010年）
爱好：
开网店卖二手货、演过电影《盗版猫》和《神奇侠侣》
注解：
关于《乐经》的流传，有多种说法，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四书五经》原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和《乐经》六部，秦始皇“焚书坑儒”，《乐经》便亡于秦火从此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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