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文革后期，全国许多工厂仍处于混乱甚至停产的状况。上海协昌缝纫机厂当年的产值却达到了8198万元，上交利润2468万元，其产品蝴蝶牌缝纫机正风行全国。
“当年蝴蝶牌缝纫机是比较高档的家庭装备，是身价的象征”，在协昌缝纫机厂当了十四年厂长的陈国有说，“那时候年轻人结婚成家的条件，就是要缝机。”
文革期间协昌缝纫机厂的工人还是把生产放在了第一位。当时由于国家规定有生产计划，每月生产多少都有进度，有了这样的计划压力，工人们就没有条件把生产停下来外面搞什么运动了。当年他们还试制出JH5-1型多能家用缝纫机，并通过了上海市自行车缝纫机工业公司的技术鉴定。
协昌缝纫机厂在1974年的厂名其实叫上海缝纫机二厂。这个创建于1919年的“协昌铁车铺”经历过多个厂名更迭，也更换过数次品牌名。
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更换过厂名，原先带有个人资本家色彩的称谓一律去掉，取而代之的是富有鲜明文革特征的呼号。在这样的背景下，1966年，公私合营的协昌缝纫机厂更名为“上海东方红缝纫机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后来风行一时的“蝴蝶”品牌才开始飞入了大家的视野。72年更名为上海缝纫机二厂。到了1984年经上海市缝纫机公司批准，上海缝纫机二厂恢复“上海协昌缝纫机厂”的厂名，并一直沿用了下去。
比起厂名的更迭，“蝴蝶”的商标似乎更有故事。早在上世纪20年代协昌创立之初，曾先后用过“红狮”、“金狮”等品牌。1946年，“协昌”决定将其产品商标重新设计，受“无敌”牌牙粉启迪，协昌公司将“金狮”牌商标更名为“无敌”牌，意谓“天下无敌”。1966年，厂部及文化革命小组联合决定将“公私合营上海协昌缝纫机厂”的厂名及企业性质更改为国营上海东方红缝纫机厂，缝纫机产品使用商标由“无敌牌”更名为“蝴蝶牌”，商标图案不变。有意思的是，“无敌”和“蝴蝶”在沪语中的发音完全相同，这次的品牌转换也显得更加流畅平稳，因为至少两个品牌在当地人的口耳相传之中并没有多大区别。
“蝴蝶”的时代。如今的年轻人无法想见当年的盛世。
不管是国家还是百姓对于蝴蝶牌缝纫机的热情都空前高涨。当时仍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每年的产量都要严格按照国家的配额完成。由于蝴蝶缝纫机当时在国内外风靡的程度，导致了内销的百货商店和外销的外贸企业之间的一场争夺。
那时候我们工厂里面有外贸收购驻厂员，他的办公室就驻在你们厂里面，生产出来东西检验下来好的，他就定下来我要出口的，因为国家需要的，每年多少。内销的话，百货站、百货收购站它也有人驻场我们工厂里面，作为检验员，驻厂检验员。每天出来多少他都知道，出来以后就送到他们百货公司的仓库里去，就是他的了”，十几年前的场景在老厂长陈国有的回忆中依然鲜活。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拥有一台蝴蝶缝纫机更是难上加难的事。产品一直供不应求，家用缝纫机零售市场于1972年4季度开始实行凭票供应办法，由上海百货公司印制“缝纫机购买券”在各系统、各区县的企事业单位内部进行分配，凭票供应缝纫机。在上海平均每年每80个人发一张购买券，其他城市以收取相当数量的“工业购货券”为主。“后来到什么程度？我们一台缝纫机卖一百三四十块钱，票子也要卖五六十块钱一张”，陈国有说。
面对这样的局面，国家轻工业部要求协昌缝纫机厂对外地的缝纫机厂进行对口帮助，旨在提高缝纫机的产量。当时的协昌毫无保留地向外省市输出了从行政管理到工艺技术的整套人员以及设备，也接待培训了很多技术工人。尽管如此，许多外地工厂生产的缝纫机仍然销售不佳。于是，一些工厂提议贴牌生产，即通过合作合资，把生产出来的缝纫机打上蝴蝶的牌子。最早以这种方式与协昌合作的是河南的开封缝纫机厂，90年代以后，他们的最大年产量也达到了4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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