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上的两个女子穿着华丽的“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的旗袍在打高尔夫球。画面中的动作显然是生硬的，穿旗袍打高尔夫球更是匪夷所思，高尔夫球在画面中只是一个时尚的道具，美女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当时一些香烟、香皂的广告中使用过该画。
张爱玲有篇美文，叫做《更衣记》。了解民国时期的女性衣着，此文是非读不可的。读罢这篇文章，会让人体会到一件衣服不仅仅是日用品这么简单，它会成为一个时代人们生活态度和审美习惯的缩影。我对女性的服装几乎没有什么概念，道不清旗袍、晚礼服的玄机，更说不清领、袖、襟、摆的复杂变化，但我直观上很喜欢这些服装，身着旗袍的礼仪小姐在北京奥运会上已令世界倾倒。因此，本文的服装描写权且当个线儿，穿一下女子体育风情的华衣。
在《更衣记》的开篇张爱玲写道：“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也许，在这样的统治下，人们还没有胆量迅速地摆脱它的余威。因此，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国女性才对“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多了心，开始穿起了旗袍，“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这个时期月份牌年画也刚刚兴起，画中女子的发型和着装依然带有传统年画的影子，整个画面中女子秀美的面容依然透着严冷方正的刚烈。
不久，“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1930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颔，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真不可想象穿着丝绒长袍如何进行体育运动，而画家楞是给画了出来。
“近年来（注：《更衣记》作于1943年，此处“近年来”是指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
然而，这些华衣仅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小部分人，即使这一小部分人，也大都悲哀地扮演了“花瓶”的角色。“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
在《更衣记》的文末，张爱玲将这个本该轻松却显得沉重的话题岔开来，蓦地转向了菜市场：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真可称得上绘事后素了。
这些月份牌画的运动形象都是作者虚构的，月份牌画作为一种通俗文化，大众的审美趋向决定了它的艺术取向，因此并不能反映当时体育运动的实际情况，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女性特别是都市女性已将体育运动当成了时尚。在这些画作中，美女才是真正的主角，脱胎于封建文化和西方殖民文化下的商业化要求将美女形象更多地当成了商品，月份牌画中的女性形象也越来越脱离了真实的生活变成商品，随着印刷机给商人们带来了滚滚财源。而美女的变化不仅仅是服饰，还有发型、脸蛋、胸部、下肢等等身体特征，这在体育题材的月份牌画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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