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衩马蹄袖官袍、花开富贵元宝领大襟袄、白色素绸马面裙，这些图案写实、色彩沉稳的服饰，显露出清末古人在衣着上的细致与保守。而另一边的大襟右祍改良旗袍，窄小的领口、修身的剪裁、亮丽的色彩、抽象的几何图案，呈现出一个在“西学东渐”的民国时期，充满活力的新女性形象——这一幕鲜明的对比，让民国衣冠服饰展变得饶有趣味。
4月9日，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发起人施珏策划的《衣冠沧桑I——民国衣冠服饰展》在上海大剧院画廊开幕。展览上的100多件衣冠服饰均为施珏的个人收藏，囊括了袄、衫、褂、袍，以及各类配饰绣品、女红工具。
“收藏和整理这些年代久远的衣冠服饰，于我而言，本身就是一个触摸遥远记忆的过程。”施珏希望借着这个为期一月的展览，让更多人了解到辛亥革命，以及随后新文化运动以来近代中国“衣变”的过程，以此唤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
舶来之风式
“如果你看看那个时代的大户人家四世同堂的老照片，会发现照片里人物的服装代表着他们的开化程度。有的服饰沿袭清朝传统，保留着四开衩、马蹄袖，精致的凤穿牡丹刺绣、繁复的如意镶滚边，也有的是用当时最时髦的泰西纱、呢绒、印花绸、绉、缎布料做成的新式的无袖改良旗袍，还有西服、中山装等等。”根据施珏的解读，清末到民国时期是中国服装变化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时代之一。辛亥革命使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大量西方文化迅速传入，造成中国社会出现一个古今对抗、中西合璧、纷繁复杂的局面，从人们的日常着装中就可窥见一斑。
清末人们的着装，无论是上袄下裙，还是穿着旗袍，其用意都在尽量遮掩身体曲线。比如，展览上的一件大右衽镶如意袄就是清末服饰的典型，无论衣袖还是腰身，都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两边开衩，胸腰围度与所穿的马面裙的尺寸比例非常接近，几乎呈一直线。在袖口、领口处有大量的喜鹊、如意结图案的盘滚装饰。“辛亥革命之前，人们的服饰在款式上还保留着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马蹄袖和四开衩。妇女的服饰常缀以牡丹、凤凰、石榴这些花鸟、果实，意喻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富贵如意、多子多孙。”施珏说。
“民国的着装又是另一回事情。马蹄袖、盘滚装饰的元素都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西洋服饰文化的影响。”施珏认为，西方的舶来品为当时的服饰文化打开了一扇众妙之门。比如，展览中的数件改良旗袍吸收了西式服装的立体剪裁，旗袍的衣长、袖长都大大缩短，衣片上出现了省道，腰身由直而曲，腰部更为合体，配上了西式的装袖。同时，这些旗袍上的装饰也由繁到简，领、襟、摆的镶滚也由宽变窄。此时的旗袍，在更大意义上已经成了汉人的袍，突显出女性玲珑的曲线美。
那个时期改良旗袍的曼妙之美，曾被林语堂生动地写进《京华烟云》中：“她的旗袍不是旧式的那样直桶子，而是按新式剪裁的。因为穿褂子裙时，她身体的轮廓在腰以下就被褂子的下端遮住，现在穿上旗袍儿，她身段的自然之美完全显露出来。”
复原的记忆
展览所呈现的，只是施珏个人收藏中的一小部分，她所有的古董衣饰有2000余件。“我已经建了一个有关古董服饰的数据库，希望和几个高校的服装学院合作，为他们提供学术研究的平台。”
几年前，痴迷于古董收藏的施珏还没有动收藏古董衣饰的念头。“我对古典建筑很感兴趣，所以，一直梦想着建造一座古典园林。”当时，施珏在上海锦绣路拿下一块土地，邀请中国建筑学泰斗刘敦桢的弟子作为高参。
“园林修得差不多时，我就开始考虑里面的软件了。”为保持园林从内到外的古朴韵味，施珏搜罗了一批古董家具。不过，面对空空荡荡的古董橱柜，她总觉得还是缺了点什么。此时，她才有了收藏古董服饰的念头。
通过各种人脉，她得知苏州某博物馆的一位老研究员手中藏有一批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古董服饰。“老先生多年一直零碎地做着收藏，常常会去一些老人家里搜集品相好、具有收藏和研究价值的服饰。小到荷包、绣片，大到袍子、裙子、袄子，他自己也记不得收藏了多少件。”施珏前去拜访时，老先生对她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他不愿零散出手，而是要求收藏者整体打包收藏；二是这批衣饰不能作商业用途，希望收藏者能为高校和博物馆等研究机构搭起一个学术研究的平台和资料库。
“老先生虽然记不清自己究竟有多少收藏，但每一件藏品对他来说都像女儿般珍贵。”在了解施珏建造园林、收藏古董衣物的初衷，以及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会的经历之后，老先生决定将“女儿”交付给施珏。“交接的时候，当着老先生的面，我和其他助手戴上了口罩和手套，一件件清点藏品，清点了三天三夜。”
这批服饰给了施珏很大启迪。“在寂静无人时，我常会对着这些衣物，幻想它原先主人的模样。”她常幻想，那件元色泰西纱对襟褂的男主人，应该是个不得志的文人，羸弱瘦小，温文尔雅，颇像当年的胡兰成；那件酱红色缎面如意镶滚边对襟裘袄的主人，该是一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姬妾成群，对酒当歌，该是清末的风流人物。因为衣服上的那种酱紫色独特而不俗气，完全是顶级的染织工艺，而衣襟的滚边做工技艺的精致，即使是现代的工匠用电脑技术也无法仿制。“如果没有人有心收藏，这些记忆的佐证，最终可能在岁月中湮灭。”
法国作家、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有一段形容服饰记载历史功能的描述：“假如我死后百年还能在书堆里徜徉，你猜我将选什么？ 我会不假思索地拿起一本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个世纪的妇女的服饰，它显示给我未来人类的文明，会比一切哲学家、预言家和学者们所能告诉我的要丰富得多。”施珏很认同这位作家的观点：“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文化遗产的保护者。服装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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