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爱颐是盛府的当家人庄夫人的亲生女儿，其父去世时她才十六岁，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的胞兄盛老四（即盛恩颐）时任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在上海滩各路朋友很多，整天忙在外面，盛爱颐则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朝夕陪伴在侧。庄夫人外出应酬或是打牌，七小姐是当然的“保镖”。庄夫人若是有什么个人私密的事情，多半也是由她出面周旋，故不到二十岁就见多识广，伶牙俐齿，以“盛七”闻名上海滩。
当时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由其大姐宋蔼龄引荐，当上了盛老四的英文秘书，因为宋蔼龄原先当过盛家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与盛家上下都熟。盛老四因社交活动繁多，几乎白天黑夜颠倒着过日子，住在老公馆时差不多睡到中午才起床，而宋子文的作风是西洋一套，按着钟点来盛府汇报工作，见主人迟迟未起身，只得在客厅里等候。庄夫人和七小姐看不过去，时而出来招呼一下，这就使他有机会接近盛七小姐。
宋子文长得一表人才，举止谈吐儒雅得体，办事雷厉风行从不误事，很快赢得了盛家人的信任。不久，他不仅主动担任了七小姐的英语教师，还经常向她讲述大洋彼案的异国风光及风土人情，尽可能地展示他的博学和才识。七小姐未出过国，经不住他的“唬”，那颗高傲的心，渐渐向他靠拢了。
可是事情并非像宋子文想的那么罗曼蒂克，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硬是不同意这门婚事。起初她觉得小伙子人长得不错，又是留洋回来，两个年轻人似很投缘，也就颇有些心动，但对宋子文的家庭尚不十分了解，于是请家中大管家李朴臣去打听。李朴臣回来禀报说：“宋家是广东人，信基督教的，他父亲是教堂里拉洋琴的。盛宫保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人家？”庄夫人有数了，门不当户不对的，不能答应他！
盛家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认为，觉得两家的地位太悬殊了。那时盛家虽已失去了盛老太爷的支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一千多万元遗产（截至1920年1月为止，为一千三百四十九万八百六十八两八钱五分五厘。此为盛宣怀去世之后，由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主持的盛氏财产清理处，经过两年半的清理，最后登报公示的数字。按彭信威教授的《中国货币史》一书中的换算法，即以中国大米的实际购买力来换算，1920年代中国一块银元相当于2006年的145元人民币）还是硬碰硬的，都在庄夫人的掌控之中，在上海滩仍能呼风唤雨。
而宋家是传教士家庭，虽然兄弟姐妹都留过洋，但那时还远没有到发达的时候。宋子文回国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宋曜如就去世了，留下的家产，仅够维持小康水平。他的大姐宋蔼龄虽已与孔祥熙结婚，然而那时的孔祥熙，不过是一个留过美的商人而已，远非后来出任国民党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宋子文的二姐宋庆龄时已与国父孙中山结婚，然而没有过上一天安宁日子，讨袁运动之后又是反段护法运动，1920年第二次南下广州后，不久又遇上陈炯明叛乱，始终在政 治 斗 争的风口浪尖上。他们在上海的住房（莫利哀路29号，现在的香山路7号，即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还是海外华侨赠送的……宋子文眼下只是个汉冶萍的英文小秘书，如何能下嫁？
好在大权捏在盛老四手里，盛老四一个命令就把这个小秘书给踢开了，把他调到武汉，当个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的会计处科长。宋子文明知是调虎离山计，碍于体面，还是前去干了几天，不久就返回了上海。他那时很背运，事业上到处碰壁，女朋友也谈不成。但他脾气很犟，庄夫人越是阻挠他越来劲。有时在大街上，他看见前面是七小姐的车子，就一踩油门加足马力追上去，把车子往七小姐的车前一横，硬要与之对话。
聪明的七小姐为了不把事情弄僵，有时也答应与宋子文一起去逛街，但同时也拉上八小姐盛方颐，宋子文也无可奈何。有一次他们三人走在街上，宋子文只顾起劲地跟七小姐讲话，冷不防一辆汽车从身边擦过，走在后面的八小姐赶紧把他往旁边一拉，结果人未被撞倒，可衣服被撕破了一个大口子，宋子文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他对八小姐说：“多亏你救了我一命。请相信我，如果将来我有发达的一天，一定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这也许就是后来，他坚请八小姐的丈夫彭震鸣出任某银行经理的缘故。
1923年2月，广州陈炯明兵变被平定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重建革（蟹）命政权，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宋子文由其二姐宋庆龄引荐，被孙中山起用，从而步入政坛。当时孙中山先生一封封电报催其南下，宋子文认为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但他放心不下七小姐，于是力劝一起赴广州。
七小姐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她不愿惹母亲伤心，但是内心深处对婚姻自主也充满了向往。然而宋子文要她离家出走，离开母亲，这对一个从小生活优裕，从未离开过高墙深院的千金小姐来说，也是一道难题。
她犹犹豫豫的，宋子文却没有时间容她犹豫了。在七小姐、八小姐去浙江钱塘江看潮的时候，宋子文就追到了杭州。他手里捏着三张开往广州的船票，劝两位小姐跟他一起去广州，说革（蟹）命一定会成功，年轻人应当闯天下。
八小姐在一边讥笑说：“怎么，你还想拉两个人走呀！”
七小姐心里很难受，思前想后，她还是离不开母亲，离不开盛公馆这个超级大宅门。最后掏出一把金叶子（金质的树叶造型的礼金）交给宋子文。金叶子是当时上流社会送人的礼金，比直接送人钞票要高雅些。她知道宋子文没有钱，是送他作路费的。
她对宋子文说：“还是你自己去吧，我等你回来。”
宋子文很失望，其实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握着金叶子感激地说：“我真心感谢您，这些就算是借给我的吧。”
谁知宋子文一去就是好几年。孙中山先生先是要他筹办中央银行，后出任行长，还担任了广州国民政(蟹)府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应当说，宋子文在那段时间，确为国民革（蟹）命立下不小的功劳。
可是这位宋部长高官厚禄到手之后，就把上海的七小姐抛到脑后了。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宋子文回到上海，那时盛家的老太太庄夫人已经去世，按说当年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他原本可以跟七小姐叙叙旧的。可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正闹宁汉分裂，宋子文处于一个尴尬的政治夹缝之中，他一会儿倾向于武汉，一会儿又倾向于南京；一会儿觉得二姐宋庆龄有道理，一会儿又觉得大姐宋蔼龄和妹妹宋美龄也有道理。他非常苦恼，而且处境一度也很危险。几个月后，他先是去了武汉，最后还是倒向了南京。1930年当他再次回到上海时，已是“使君有妇”，带了张乐怡夫人出入公开场合了。
盛七小姐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山盟海誓竟是一场空，整日闷闷不乐，闹了一场大病。她一直到32岁才与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结婚。
抗战胜利之后，抗战期间大批到大后方去的人又大批回沪，盛家的兄弟姐妹也团聚了。他们常在盛老五（盛重颐）的淮海中路大花园中聚餐、喝茶，或是打牌。有一天七小姐接到电话，再次来到盛老五的花园喝茶，想不到走近客厅，（宋子文）也在场。
想必是宋子文曾透露过想与七小姐见面的愿望，盛家兄嫂就热心地安排了这次活动，因为担心七小姐知道了不肯来，事先并未告知实情。看到七小姐走进来，宋子文主动上前搭话。盛氏其他人也力促他们“讲和”。
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甚至还有些动怒，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她不需要任何解说，而且，年轻时的那段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大家都劝她留下来 共进晚餐，但七小姐不干，站起来冷冷地说：“不行！我丈夫还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
宋子文讨了个没趣，也走了。
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七小姐总是说：“我才不跟他罗嗦呢！大家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何必再去惹麻烦，况且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后来她的儿女长大了，也知道了金叶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在盛家代代相传，最后就权当一个笑话了。直到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人拿这开她的玩笑。比如有人要到美国去了，临行就会说：
“我到美国要是见着宋子文，一定帮您讨回金叶子！”
“我去美国帮您讨金叶子了，您要不要一起去呀？”
七小姐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盛家在后来的日子中屡遭麻烦，在紧要关头，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这个宋大部长。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肃奸部门空前忙碌，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也被投入了监狱。
盛毓度早年曾在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返回上海，曾在汪伪时期的复兴银行里做过事，很快又转到日本领事馆当秘书。他人在 敌 营 但 与国民党军统头目 戴 笠有 单 线 联 系，曾策应、营救过一些国民党人士，只是 戴 笠后来飞机失事后，他有口说不清，被“挂”了起来。尽管他不断地写申诉，甚至让曾被他营救过的人写证明材料，可是朝中无人就是无法出狱。
盛家兄妹自然是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人也都托遍了，可是就是不见放人。最后，大家只好央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个电话，请这位宋大院长出面帮帮忙。因为宋子文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出任了国民政(蟹)府行政院院长，而且直接掌管了对敌伪产业的接收和处理，据说放不放人全在他一句话。盛毓度的元配夫人叶元婵跑到七小姐家，在她面前长跪不起，几乎是逼着七小姐打电话——你不打，我就不起来。
七小姐被逼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她心里好窝囊，当初不屑于理睬的，如今倒真的要求着他了，想不到这天底下还真有过不去的桥！但是想想盛毓度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还是自己亲手抱回来的，不能见死不救。于是答应叶元婵：电话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就算了。
想不到宋子文那头十分痛快，一口答应了。七小姐心想此事不能含糊其词，光听你空口说说不行，必须讲好具体时间，于是苛刻地提出：“我想明天中午跟我侄子吃饭。”电话那头一声 “OK！”：“我一定让您明天中午跟毓度一起吃饭。”放下电话，满屋子的人一阵狂喜，还是大人物有力道，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而七小姐却觉得一阵心酸，她明白，宋子文心里还是有她的。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真被放出来了。
1947年，由于全国黄金风潮的影响，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解放前夕去美国当了寓公，1971年在旧金山逝世。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子文一直没有忘记七小姐，离开大陆之前，曾委托一位留在大陆的民主人士对其关照。七小姐晚年患病期间，宋庆龄曾叫她办公室的同志专程从北京来探望她，大概也与宋子文有关。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