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三十五岁的徐悲鸿继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美术教授。
4月，徐悲鸿发表《悲鸿自述》，详述了他的个人经历，以为自此以后，人生不再有大的变化，然而人生的轨迹，恐怕并不能为他自己所左右。这一年的秋天，一个叫孙多慈的少女闯入了他的世界并改变了现有的一切。
“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仅仅两个月后，徐悲鸿就对这位十八岁的安庆姑娘，发出了异乎寻常的赞赏。 不久，徐悲鸿就陷入不能自拔的感情纠葛之中。“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这一首《苦恋孙多慈》，由他心灵深处汩汩流出。
“夜来芳讯与愁残，直守黄昏到夜阑；绝色俄疑成一梦， 应当海市蜃楼看。”八年之后，在香港，这段乱世之恋依然没有结果，寥寥二十八个字的《怀孙多慈》，将大师心中的愁苦，一倾而出。
“浙东紧急，当然慈甚可恶，但因缘既绝，从此萧郎是路人，只好不想到她算了。”徐悲鸿说。“慈之问题，只好从此了结（彼实在困难，我了解之至）。早识浮生若梦而自难醒，彼则失眠，故能常醒。”徐悲鸿又说。“弟尚幸留其作品不少，便用慰藉此后半生矣!”徐悲鸿还说。 多少相思，多少愁苦，多少无奈……孙多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奇女子，居然能让一代美术大师如此揪心？
陷入爱情
1930年，孙多慈独自来到南京，到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找到了宗白华教授。宗白华果然对安庆小老乡特别热情，知道是孙传瑗的女儿，更生出许多爱怜之意。孙多慈把父亲的意思说了，想请宗白华能帮她引见潘玉良。宗白华告诉她潘玉良他还真不太熟，但要到艺术专修科来旁听，可以让她跟在徐悲鸿教授后面学点东西。
第二天上午，宗白华带着孙多慈直接找到了徐悲鸿，要他无论如何得收下这个安庆老乡。就这样，那年的初秋，十八岁的安庆少女孙多慈，带着既惶恐，又兴奋，还淡淡有些刺激的心情，开始了她国立中央大学的旁听生活。而第一次见面，孙多慈那人见尤怜的眼神打动了徐悲鸿。
徐悲鸿一开始也没有把孙多慈放在眼中。在艺术专修科旁听，多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落榜生，另一种就是转科的，无论哪一种，绘画基础都不是很好。所以艺术专修科对旁听生有辅导，但不是特别侧重。 大约是一个多月后，徐悲鸿带领艺术专修科西画组的学生，去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参观，孙多慈也跟着去了。路上，穿着高跟鞋的孙多慈落到了其他同学的后面，这引起了徐悲鸿的特别注意。
以后的素描课，徐悲鸿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孙多慈身上。他发现这个看似温柔，看似宁静的少女，却有着极高的悟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之后，徐悲鸿对孙多慈印象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关注。而一种难以说清的感情也涌上他的心头。 12月初的一个周末，徐悲鸿发出邀请，要孙多慈陪他去附近的台城写生，他们二人第一次有了关于身世、命运的交流，二颗心也第一次贴在一起。
爱难言
从台城之约开始，徐悲鸿对孙多慈的爱意便一发而不可收，前前后后，持续有十年之久。
1930年冬，徐悲鸿35周岁，事业上如日中天。但已经历了两段婚姻的他感情静如止水，并没有太大的波动。而这时，孙多慈带着她青春的微笑，侧着身子，从他窄窄的心缝里，硬是挤了进来。徐悲鸿实在难以无动于衷。说不上是谁的对，也说不上是谁的错。简简单单，就是一种天意。相处时间久了，和徐悲鸿不再有师生间那种尊严的隔阂。更多的时候，孙多慈半躺在摇椅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安静得像一只猫，只有徐悲鸿喊她坐正时，才忙不迭理理头发端正坐直。孙多慈看书入神的时候，徐悲鸿反而会歇下笔，以别样的眼光，细细地打量面对的这位小女生。
但这种感情，他是绝不敢向孙多慈说出的，一方面是怕吓着了她，从而破坏了自己在她心中的印象。另一方面，只要略略往深处想一些，夫人蒋碧微一脸怨气的影子，就立刻浮现到眼前来。爱是要付出代价的，他有必要再来一次改变？但在内心，他又无法回避孙多慈那双忧郁而质朴的眼睛。两者相比，一个是现实的，是利益的，也是庸俗的；一个是浪漫的，温情的，也是理想的。如何取舍，他真的难做决定。
风雨欲来
蒋、孙二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大徐悲鸿的画室。蒋碧微走进艺术专修科素描组画室时，孙多慈一眼就认出了她。这位气质胜过姿色的少妇，言语谈笑，抬手投足，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有高贵而典雅的风韵。孙多慈在她的面前，只能远距离仰对。除了年轻，除了才气，两人之间，再没有任何可比之处。
而自从见到蒋碧微后，孙多慈就预想到了后面可能会发生的一切。她读过许多才子佳人小说，国内的，国外的，情节发展至此，结局都是一样。后来到徐悲鸿画室来，看见原先摆《台城月夜》的地方空空荡荡，就知道她的担心已经变为现实。
而此时更大的考验，是在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班上的同学，有意识对她进行冷漠和疏远。私下里，他们总是离孙多慈远远的，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她。蒋碧微大闹徐悲鸿画室之后，这种矛盾更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后来，孙多慈在文章中有述：“与社会接触日密，觉人心之虚伪，偏私，阴险，疑忌，刻薄，残忍，充塞于天地之间。”可见其当时是怎样的动怒。
这时的孙多慈不得不考虑她和徐悲鸿之间的事情。他们交往的所有细节，如电影镜头，在她脑子里一帧不少地过了一遍。她觉得有些委屈，她也意识到他们之间似乎太不现实了。然而，年轻的她不知道，如果人的感情泛滥，那是没有任何理智的，包括徐悲鸿，也包括孙多慈自己。 与其同时，她的父亲孙传瑗也在担心这件事。徐悲鸿对孙多慈那一份特别的关爱，以及孙多慈在叙述老师时的那一份特别的热情，都让他隐隐感到不安。徐悲鸿看上去就是一位花花公子，至少对于他现在的家庭，缺少男人应有的责任感。他不相信女儿和他在一起会有什么幸福，孙传瑗从骨子里还是封建的守旧的，他不愿看到这一幕的发生。 于是，徐悲鸿与孙多慈的爱情悲剧，在这个燥风四拂的初夏之夜，在六朝古都南京城，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帷幕。
无果而终
1935年的春天，徐悲鸿并没有尝到多少与孙多慈相恋相爱的幸福，相反，他的整个生活，随这种恋情的深入，被夫人蒋碧微无休无止纠缠，始终处在焦躁和烦恼之中。
蒋碧微已无法再容忍孙多慈了。1935年6月以前，蒋碧微对孙多慈多少还是有些容忍的，至少没有当着面和她争长论短。但也正由于自己一容再容，致使徐悲鸿与孙多慈越走越近，这时蒋碧微反而想开了，徐悲鸿能放下“画家”、“教授”架子，与一个小女生卿卿我我，自己有什么理由不能去和孙多慈当面锣对面鼓地理论一番？
而这边，她的父亲孙传瑗也不能忍受女儿在爱情问题上做出如此尴尬的选择。他认为如果徐悲鸿家庭破裂在先，女儿插足在后，即便徐悲鸿年龄大许多，他也尊重女儿的选择，最起码，道义上可以不受谴责。如果反之，他就要强力反对。他不允许自己纯洁如玉的女儿，人生轨迹上有这种肮脏的记录。带着这种复杂甚至沉重的心情，孙传瑗再次来到南京要与徐悲鸿见上一面。
对于孙传瑗的到来，徐悲鸿很意外，但同时也在意料之中。蒋碧微能把他们的家庭纠纷四处宣扬，当事人的父母，自然不会放过。双方的初次会晤，远比他们预料的要融洽得多。孙传瑗对徐悲鸿非常尊重，对徐悲鸿的种种情况也非常熟悉。这让徐悲鸿很感动，面前的这位长者，虽然内心不支持女儿与自己交往，但暗地里还是非常关注女儿交往对象的一切行踪。
然而，孙传瑗的南京之行却有他的想法，他通过南京之行考察到了蒋徐二人虽不说十分恩爱，但至少也没有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尤其是蒋碧微的表现，作为女人，作为家庭主妇，可以用“温柔宽厚”和“善良和顺”来概括。既如此，女儿就有从中插一杠子的嫌疑了，即使完全是徐悲鸿的错，那么徐悲鸿的情感道德，也应该受到谴责。
孙传瑗把这种印象从傅厚岗6号带了回去，又把这种印象说与孙多慈听了，让她不要为这段感情败坏自己名声，孙多慈嘴动了动，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实在太爱自己的父亲了，她没有理由拒绝父亲的一切。
严格地说，孙传瑗南京之行，决定了孙徐的爱情阻力重重。这以后，在蒋碧微和孙传瑗的共同阻挠下，他们的爱情就像一棵大树上开出的小花，有些细碎和美丽，却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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